[4] “一物二卖是债权契约成立与所有权变动的时间差所致，在任何一个所有权变动的立法模式之下，想排除时间差，并由此从根本上杜绝一物二卖现象是不可能的。”马新彦：《一物二卖的救济与防范》，《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85-95页；王轶：《论一物数卖——以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为背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57页；谢怀轼等：《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84-185页；吴一鸣：《论“单纯知情”对双重买卖效力之影响》，《法律科学》，2010年第2期，第109页：孙宪忠：《交易中的物权归属确定》，《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79页。王轶教授在早期的论文中曾持不同的观点，认为第一买受人应予保护，但未作展开论述。见王轶：《所有权保留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636页。
[5] 王泽鉴：《论二重买卖》，《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以下；黄茂荣：《买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6-48页；耀振华：《二重买卖的法律性质问题研究》，《中国法学》，1995年，第5期。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9] 在法律史上，德国学者耶林曾深受“一物二卖”及其所引起的公平问题的困扰，认为当时关于一物二卖时标的物风险负担的规则有失公平，违反了其“法感”。Jhering, Beiträge zur Lehre von der Gefahr beim Kaufcontract, Jahrbücher für die Dogmatik des Heutige römischen und deutschen Privatrechts, Band III, 1859, S. 451；耶林：《法学的概念天国》，柯伟才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第15页。
[10] 有些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即便一物二卖中的买方取得了标的物所有权，“买方和第三人同时都是卖方一物二卖的受害者，没有理由简单第选择保护买方的利益。法律规定应当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综合平衡，而不是理所当然地给先买人更多的保护。”贺欣：《特定物所有权转移时间的经济分析》，《法学家》，2003年第5期，第115页。
[11] 在英美法上，虽然没有此类规定，但存在诸如“禁止永恒权规则”（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即允许对财产进行处分上的限制，但该等限制仅在一定时期内有效。3 Ch. Cas. 1, 22 Eng. Rep. 931 (Ch. 1682); Perpetuities and Accumulations Act 2009.
[12] 我国也有学者曾提及该问题的研究，见葛云松：《过渡时代的民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13]Martin Henssler, Treuhandgeschäft: Dogmatik und Wirklichkeit, AcP 1996, 37, 66 ff.
[14] Christian Berger, Rechtsgeschäftliche Verfügungsbeschränkungen, Mohr Siebeck, 1998, S. 49-50; Franz Wieack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und Privatrechtsordnung, Stuttgart, 1973, S. 16-17. 实际上，我国近代法上祭田的处置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相似的性质。见李启成：《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的外来规则与固有习惯》，《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5] Benno Mugdan, Die gesammten Materialien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Band III, Berlin, v. Decker, 1899, S. 501.
[16] 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450页。我国也有一些法院在相关裁判中“对于房价上涨后出卖方以各种理由毁约的案件”，采取“差价补偿”的原则，以“增加（出卖人的）违约成本”。郝蓬：《东升法庭调研二手房买卖纠纷多发原因》，北京法院网（最后访问时间：2011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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