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篇 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上）(7)

不但可以为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定性，而且可以进行修改和增删，使一些事件和人物或者变了样，或者消失了。不但毛泽东时代，党史只能按他的指示精神编撰，就是在毛泽东后，由于仍然要维护个人崇拜，所以从前的精神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例如在中国近代史一个转折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张闻天，在延安整风后的党史上就消失了，即使在平反昭雪后也还是受到轻视。有关事例很多，除前引胡乔木的指责外，自称“七十八十，粗知天命”的胡绳，也竟在纪念遵义会议的长文中，只字不提作“反报告”、起草决议、当选总书记的张闻天。无怪乎也是老延安的曾彦修批评说，“有学者型的大人物胡绳写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的大论文，全文未见张闻天三字，这叫什么实事求是呢？”123 不但党史，而且个人崇拜的威力也影响到古代史。被批判了两千多年的秦始皇，自毛泽东为之翻案后，已不只是“千古一帝”，还被捧为“英雄”。

4，胡乔木与党史中的延安文风

延安整风中批判了党八股，却形成了一种延安文风，影响深远，至今不衰。胡乔木紧跟毛泽东参与了这种文风的创建，自然也就把这种文风带到了党史中来。这里不准备也无能力谈论整个延安文风，只想就反映在党史材料中较突出的现象列举几件事例，中心意思仍如胡乔木所说，“缺点是实事求是不够”124（其实岂止不够）。

一是只下结论，不讲根据。这种事，前面已提过不少。例如学习党史时最令我困惑的是，遵义会议后怎么一个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硬是被说成了全党全军的领导？三人军事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却要说是“毛泽东为首”？无论什么场合，只要有毛泽东出场，他的名字总是排在第一。所有这些，我始终未看到根据，而且我相信永远也提不出什么根据。在继续维护个人崇拜的条件下，这种缺乏根据的史实论断还会不断制造出来。上述胡乔木所引费侃如1980年的文章就已批判过的毛泽东提议让张闻天代替博古职务之说，2002年经中央批准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就又原封不动地加以重复。125 又如胡乔木断言“四中全会

126上王明实际上做了总书记。” 其实，当时王明只是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之一（另

为任弼时、陈郁、刘少奇、王克全），连个候补常委都没捞到（被周恩来阻止，只让他做江苏省委书记）。官修党史一直肯定他控制中央领导达四年之久，却就是不讲事实，不提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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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模糊史实，隐蔽真像。这类事例更多。如近几年要恢复北京古城墙，动员大家献旧砖，但绝口不提城墙是谁决定拆的。人们长期错怪彭真。我也是最近才看到一个材料，得知原来是毛泽东。理由倒不是为便利交通，而是由于它系统治阶级为对付农民起义而修。在这种“革命精神”下，全国的大小城墙很快就所余无几了。又如1938年政治局的“三月会议”明明是长江局的集体建议，却被写成王明“以通知性的口吻，单独决定下一次会议的议程并规定会期不超过两天。”127 没有专门研究党史和不熟悉当时情况的人，只能信以为真。特别是我们多次提到的篡改党史的最大冤案之一的西路军问题，至今仍是隐瞒真象、故意搅混，曾引起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愤怒和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无情揭露和严厉批评。此事颇有代表性，不能不多说几句。

1937年3月，与两万多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同时，延安正在开会批判张国焘并连及许世友等一批四方面军将官。同年12月，毛泽东接见原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谈到，“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陈云、徐向前、李先念都一直不敢申辩，直到1982年才提出澄清，证明西路军始终都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但1991年7月在乔木、胡绳直接指导下写出的党史，仍有意含糊其词，因此激起李先念的愤怒，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提到，“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为什么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命令西渡黄河的’??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将士吗？” 在指出党研室既存有澄清问题的档案又可看到有关的公开材料后质问道，“难道中央党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闻，甚或是有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还说，“把三十军过河放到张国焘对中央怀有二心的后面说，我实在闹不明白是为什么！”128 在李先念严正批评后，该书只好改为“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但总还要在后面一段加上一句不大连气的话：“这时，张国焘仍对党中央的领导怀有贰心”。129 2002年新修订的党史第一卷仍沿此写法。这当然会使后人弄不清楚导致两万多红军被歼的主要责任，是毛泽东早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的“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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焘路线的破产”，还是徐向前等人后来描述的由于中央军委给的任务“飘忽不定”，战略指导和战术指挥失误。130 这还会使西路军问题成为党史上长期解不开的一个谜。

按上述精神和文风写出的党史，许多事都只能是真像不明、真假难分。 三是与时俱进，修改旧作。胡乔木被誉为中共一枝笔，起草和修改文件尤为特长。他也以此自诩。胡耀邦任总书记后，他就对耀邦说，“你是小学文化程度，思想很开阔，以后文章交我改，可以改得更好。”131 无论这些话说得是深是浅，延安整风后许多中央文件和毛泽东文稿不少系他起草和整理修改确是事实。他起草的文件，自然得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和领导意图，但也具有一定的个人因素。这最明显地表现在我们前面谈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上。又如他起草的处理华国锋的决议就过分严峻，经胡耀邦改后才缓和了些。决定耀邦下台的1987年“第19号文件”，耀邦就认为对他是“羞辱”，说，“其中许多话并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还说，“历史不公平。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新的结论。”李锐认为，这个要求带有遗嘱的性质，因此在1989年4月19日的中顾会支部会上正式提出要求转告中央。132 由此可见，在中央文件中也是可以弄虚作假的。

毛泽东的文稿，不少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整理修改。他们的作法是，对毛的旧稿、发言提纲、谈话记录等，按毛的现在思想认识加以修改或铺叙成文，再送毛审定。有的文章还会发表一次改一次。例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还未提及“特务文艺”和“日本党、汪精卫党??”之类，抢救运动后变成《整风文献》就加了这两段。等编《毛选》时大概觉得不雅，又删掉了。其他文字意思上的修改也还很多。胡乔木自己就说，“收入《毛选》的文章，几乎都改过。”133 只是有的改得多，有的改得少，有的干脆从新整理、近乎新作，目的都是要显示一贯正确。所以有些党史专家著文讲述“编毛”或“编邓”，这个“编字就用得非常恰当。而胡乔木等人确也能妙笔生花，不仅可以把一个只有简单提纲的谈话整理成一篇正规文章，既完全表达出毛泽东的意思，又保留毛的一定文风。但也难免体现他自己的因素，减弱毛的风格。例如《毛选》上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有删改，但基本保持了原貌；放在前面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经过大砍大改重新整理，就有点面目半非。正如有的领导同志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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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的短处是没做过实际工作，不懂经济（加上毛泽东也正好不懂经济），所以他整理的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就不大内行了。例如一直被评价极高的《论十大关系》，前后整理过好多遍，历时二十多年，却既未起到实际作用（此后并未重视农轻和沿海，反而演变为反“反冒进”和大跃进），而且文章本身也缺乏定性定量分析和可行性措施。《毛选》第五卷本来也由胡乔木主持编辑，并且“一篇一篇地改定后，送邓小平最后定稿”。134 但因中途出了个反击右倾翻案风，被李鑫夺了权，还批他篡改毛主席著作。结果歪打正着，李鑫主持编的《毛选》五卷倒还保存和公布了一批宝贵资料。如果仍由胡乔木主持，那么像批梁漱溟的那篇文章，就会或者不收，或者改得面目全非。现在的官方党史和《毛泽东传》等对此事采取“讳”的办法，就是证明。其他还有些材料如批刘少奇、杨尚昆，定胡风为反革命，甚至某些反右派文件，都可能被弃置。这也是后来对第五卷造成既不愿意承认（已绝版），又不敢否认的尴尬局面的原因。

胡乔木后，这种风气丝毫未减。他的门生们整理编辑《邓小平文选》就是依样画葫芦，而且删改得更快，见报不久的谈话，收进《文选》时就作了修改，使原来写文章引证过的人必须跟着改，才算合法（因国家规定引文根据新版）。这还不算，更不应该的是，不加说明地擅自删改已去世者的文稿。例如编辑出版毛泽东的文集，不仅按维护个人崇拜的原则，大加弃舍，还对一些收进的文稿进行删改。135 而且不只对毛泽东，对其他人就更放手了。例如我们前面说过的，杨尚昆去世后三年用他的名义编出来的《回忆录》，不少事就和他生前说的不同，甚至相反。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修改发表过的文献极不以为然。至于删改已去世者的文章，更可能是世界少有。

四是永远正确，不留余地。延安整风创建了一条必须遵守的不成文规矩，就是批评者掌握着真理，不容被批评者辩解和反驳。胡乔木当时写的《解放日报》社论《教条和裤子》，就有这种味道。由于先使大家产生原罪感，所以对来自领导和积极分子的批评就只有检讨而无由答辩了。例如决定对某人进行批评或斗争时，先就预设了前提和结论，而且相信大家只会跟上来，不会有不同意见，更不会有反驳，否则他们必定犯“众怒”，遭围攻，还可能加重处分，甚至丢掉饭碗。萧军就曾因主张王实味有答辩权和持有一些不同意见而下乡种地当了老百姓，两年没吃公粮。另外，延安整风还开创了一个传统，就是把事后的想法说成是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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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还理直气壮，使之成为定论。例如毛泽东说他在遵义会议上不提政治路线问题，是为了分化两个“宗派”，就属于这类。后来这类事后诸葛亮的论断越编越多，而且不断宣讲，不容深究，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信以为真了。突出的事例，也许要算多年后提出的延安整风实际上是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风。这是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才开始讲，后来不断重复和强调的。胡乔木也就闻风而动，一改从前一切学苏联的主张，强调中国党和毛主席同共产国际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尖锐的斗争。136 “文革”后正式出版的党史，又都据此给延安整风追加上了一条新的内容，即“破除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137

五是权威自居，专横武断。乔木胡绳学派对中共党史研究、论述、资料管理等的垄断，是在党中央决定和领导下进行的。单就此而论，以权威自居既是事实，似乎也说得过去。但这样一来，就等于真理受到垄断，学术完全变成政治。我自学习党史以来，感触最深的可能就是这种垄断和武断。这在上述各篇笔记都曾谈到，例子也举过不少。因为这种权威的面孔和武断的定论，实在不能令人心悦诚服。所以这里还要举几个小例子。胡乔木说的，王明中央“跑到中央苏区，把原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统统拿下来”，138 就属于极端的夸大和武断，因为他举不出拿下了哪些人，更不用说“统统”了。又如他还对白修德拍着胸脯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他们（指毛泽东和江青）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住在一起，长时间不住在一起，甚至很长时间不见面。”毛江结婚近四十年，据我研究（头二十年多少有所了解，后头不到二十年有诸多材料证明），情况正好相反，即相对而言，只有短时间不在一起，长时间反倒在一起。他又说，“总之，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对江青非常厌恶。他完全了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质。”139 照他这样说，江青怎么能进政治局，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始终没有像陈伯达、王关戚之流被拉下马来，还几乎当上了党的主席？胡乔木还断言，彭德怀住在医院里和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人受摧残，藏在什么地方，毛泽东都不知道，甚至“周恩来也不知道”。140 这又是极端的武断。有些连毛泽东自己也是公开承认的。例如对贺龙，他就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141 周恩来也说，“我没有保住贺龙啊！” 因感内疚（是他把贺从西花厅送去西山的），连向贺龙遗骨鞠了七个

142躬。 胡乔木肯定毛泽东不知道，就不禁令人想起惠施和庄子的辩论：“子非鱼，

焉知鱼之乐？” 这类武断的例子确实俯拾可得。例如前一阵看到一篇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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