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篇 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上）(4)

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五六十岁以上的过来人能相信吗？对成绩列了那么多数字，为什么就偏讳掉了大跃进对经济和生态造成的损失以及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多少人？等等。

（3）为了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但要“集中讲正确的东西”，而且

还要夸大成绩。在“建国三十二年的基本估计”中罗列了一大堆数字，其实即使这些数字经过审计、核实，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只要“面向世界”（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稍作比较，就不能不承认，我国是这三十年世界发展的最大掉队落伍者。不说政治文明和科教发展，单以经济而论，我们也从1955年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的4.7%，降到1980年的2.5%。如果和日本比，那就落后得更为惊人。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人均，1957年我国分别为日本的140. 85%和20. 13%，1965年已分别降到78.32%和10.83%。67 由此可见，正是在《决议》所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里，我们却大踏步地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拉大了距离。因为日本，还有“四小龙”，都是这个时期先后实现经济起飞的，我们则由于个人崇拜的体制而不受任何约束地在瞎折腾。因此，一再强调“‘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就只能理解为没有体验到这十年中普通老百姓的受苦挨饿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的受批挨整，只考虑到为毛泽东和参与其事的其他领导人开脱。

（4）《决议》及其指导思想，有些提法仍然是个人崇拜的思维和逻辑。

例如说，“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或者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68 这就有点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味道。那是否也可作相反的假设？即没有毛泽东，很可能就没有大跃进和反右倾，就不会有人为的三年困难，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反而在经济上一直把日本甩在我们的老后面。又如说，只能承认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否则，就是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党和国家抹黑。不管怎样说，把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划等号总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其实在世人眼里，真正给党和国家抹黑的，在更大程度上还是过去的大跃进、饿死人、“文化大革命”等，以及至今在制度上的封建专制、日益猖獗的贪污腐败、长盛不衰的偷渡外逃等等。这些才是真正丢中国人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其实，这也属于夸张。在延安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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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提出毛泽东思想前，难道我们党就没有光辉的历史？从建国前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包括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都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是否这段历史就不光辉了？“文革”十年举得更高，那段历史就特别光辉？按写到《决议》上的话讲，毛泽东思想只“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但实践同样也证明，将它用到现代化建设上，就使中国遭到一系列失败，延缓经济社会发展几十年。（按邓小平设计，中国要用一百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可战后日本虽然起点不同却用了二三十年就已成为发达国家。“四小龙”也大致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参加讨论的许多人不赞成再提毛泽东思想，主张只提马克思主义就行了。

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敢于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即胡乔木所说多数同志不赞成的思想），大力抓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老百姓中流行着许多颂扬和感谢邓小平的话：“邓小平让我们吃上了饭”，“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都是托邓大人的福”，等等。具有如此胆略和气派的一代伟人，为什么到拨乱反正时就是冲不破个人崇拜的阴影，还要力排众议、坚持作一个仍然带有个人崇拜色彩的《历史决议》？分析起来，大约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有共同的政治理念。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信守列宁关于“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和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69（黑体字是原有的）的信条，进而坚持一元化领导体制。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是维护这一根本问题。二是要借助钟馗。邓小平复出时并不具备毛泽东的权威，因此就要依靠高层老干部的支持和借助毛泽东的影响。而这两者实际又是一回事。长期养成的个人崇拜，确实有点根深蒂固，像陈云所说，“即使毛

70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 所

以邓小平在实际上改变毛泽东的路线和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时，还得打着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三是怕乱求稳。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不仅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边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要维护党领导的政权，就必须改变总路线和许多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对此，农民自发搞包产到户已经发出了警告。邓小平正是顺应人民要求，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实行改革开放。但在政治改革上，他对形势和干部群众水平有点估计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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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毛泽东缺点错误的清算会影响稳定、搞乱大局。因此不如把问题包起来，赶快作出《决议》，就天下太平了。这就妨碍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和解决专制体制问题，并为以后埋下了隐患。其实情况和这种估计并不相同。当时干部群众都是人心思定。只要实事求是、讲清道理、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群众需要，即使有些干部由于思想不通或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叫嚷，但也如同一些反对改革开放、坚持计划经济的“左”派掀不起大浪一样，中国当时是决不会被搞乱的。所以问题还在第四，即为了保护自己。“文革”前的许多事都是大家紧跟毛泽东一起干的，批判毛泽东的错误也就等于批判自己。而且如果真的改变了个人崇拜体制（也就是一元化），那就会直接影响到领导人本身的权和利。这不但是上层，而且也是许多中下层干部都不容易做到的。正是由于上面这些，第二个《历史决议》才要求尽快做出来。

三，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乔木胡绳学派

（一）胡乔木被称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

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无论是它的创建还是发展，可以说都是和胡乔木分不开的。中共党史学创建于延安整风。而正是在这期间，他开始进入了中共党史领域，不但参与了党史资料的编辑和《历史决议》的起草，还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列席了高层有关党史的清算，为史料的积累和对毛泽东观点的领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六年以后，胡乔木奉命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经毛泽东审定和批准署名发表。71“从此，胡乔木的名字同中共党史研究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被公认为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对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72 这也标志着中共党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形成。

中共党史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革”前，党和国家还没有设专门的研究和管理机构，高等院校也是到1959年4月才提出开设单独的中共党史课。196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规定，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要设置中共党史课。73 但未及展开就开始了“文革”。在十年“文革”中，虽然毛泽东不断讲党史，还提出十次路线斗争之说，不过在那个动乱时期是谈不上什么研究的。后来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行，党史工作才受到党中央的空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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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这时，胡乔木有了发挥重要作用的机会，在事隔三十年后重新担负起党史工作的重任，直到生命的结束。

应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多年，胡乔木在党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最大。他的党史编纂学体系更臻成熟，还在他生前就已形成胡乔木学派。他不仅为中央主持起草了包括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内的许多重要文件，写出了在其门生中著称的所谓“党史三会”（《党的“八大”的基本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十二大的重要成就》）和《党史三论》（《中国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在组织上和行政上领导全国的党史工作，出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为杨尚昆兼），主管几个中央一级的专业党史部门如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和存在过几年的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特别是最后几年，他更抱病指导、主持和修改出版了两部教科书式的正式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还指导编写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所有这些，就为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的开拓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使胡乔木成为中共党史学史上可以超越却不能绕开的人物。

谈到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胡乔木学派，也不能不提到胡绳。这是因为他们在学术思想上保持着传承关系。胡绳也自觉接受乔木的指导，自称是乔木的学生。74 他还长期参与党史工作的领导，出任党史研究室主任，后来又被提为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成为乔木的接班人。对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乔木就曾称赞说，“这一本书是党史工作的空前独一无二的成就”，并主动提出为之写《题记》。所以郑惠说，“胡绳和乔木在这件事情上真是珠联璧合、交相辉映。”75 两人不但是党史研究界公认的权威，也是受到重视的著名学者。胡绳称胡乔木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这样的学者至少在我们党内是不多见的”。76 胡绳也被他的学生称为“思想理论界一代宗师”。“在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邓小平理论等方面， 胡绳的研究是出类拔萃的，其成就即使与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对现实和理论的影响要深远得多。”77 不管对他们别的方面如何评价，两人都是中共党史主流学派的一代宗师和领袖，恐怕是不会有什么争论的。

（二）对作为党史学家胡乔木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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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胡乔木很少接触，78 又没研究，所以谈不上对他的什么评论。但是由于要谈党史，就不能绕开他，所以我在前面笔记中已多次引证他和对他有所议论。下面再谈一下学习过程中对他几点比较突出的感受。

1，胡乔木是创建中共党史主流学派的主要参与者

在我们国家和我们党领导的现行体制下，意识形态是由党直接和统一管理的，政治性特别强的党史研究就更是如此。所以严格地讲，党史研究在国内也就只有一个学派，即胡乔木学派。它有专业的行政单位，有从上到下的业务指导系统，不仅这些单位自己从事党史的研究编纂，也还配合党的宣教部门，管理和审查全国的党史研究和涉及党史事件与人物的其他文化、文艺创作，规定全国必须遵守的原则和不得逾越的范围，如坚持两个《历史决议》、垄断重要史料、设置一些禁区等。当然，属于这个学派，自认是乔木、胡绳学生的人，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看法，有各自的见解，但是既属官方学派、又系公职人员，所以在大的方面还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 而所谓同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就是同中央领导保持一致，毛泽东在世同毛泽东保持一致，毛泽东之后同邓小平保持一致。连学派领袖胡乔木也只能如此。下面我们就举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为例。

胡乔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本来就是“为了达到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和“贯彻邓小平、陈云等中央常委的意图”。79 但从现已公布的邓小平、胡乔木二人关于起草《决议》的谈话记录看（更不用说没有公布的了，我在当时就曾看到过一些），两人的看法开始时还有些不同。主要原因和表现可能在两方面。一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的了解要远比邓小平深得多，理论上的评价也没有邓小平高。例如他说，“我们不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也“不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因为毛主席也好，中国党也好，实践的范围，涉及的理论问题，都是很有限的。 那样说是妄自尊大。”80 对此，邓小平也只能说，“这些都对”。81 至于胡乔木提到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说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多数论点，是马恩列或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已经提出过的，不能轻易说是他的创见。”82 经济学，毛泽东没有研究更是公认的事实。对这些，邓小平当然无法涉及，只是在谈到经济改革时说过毛泽东“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83 二是对于毛泽东的错误，胡乔木起初还多少受当时的氛围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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