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篇 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上）

第十九篇 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上）

一， 上层整风就是研究和清算党的历史

（一）关于整风前的中共党史研究

现在谈到中共党史研究，一般都从延安整风开始算起。当时毛泽东就说，“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 过去不但没有关于党史的研究，甚至“整个党的历史却没哪个人去考虑过”。1 其实，还在1926年，早期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和理论家蔡和森，就已有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一书问世，2 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共党史学的开山之作。一年多以后，蔡和森又在直隶省委改组会上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报告。3 此外，还有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作于1927年2月）、《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作于1929年的一个报告提纲），以及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作于1930年2月），等等。这些都是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以其亲身经历所作，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不可视为稗官野史，更不能说他们没有去考虑整个党的历史。 上述这些有关中共党史的文献和其他一些相关论述，颇具百家争鸣的性质。作者完全根据自己的体会和认识，直抒己见，自成体系，自行分期，既无师承，更无抄袭，个性鲜明，极少雷同，批评公开进行，不为尊者讳，没有清规戒律的限制，没有审查制度的约束。虽然对问题有不同看法，错误在所难免，有些史实也记述不确，但基本上都还是秉笔直书，继承了中国史传的不虚美、不隐恶、追 求实录的优良传统。我个人由于改行学习党史不久，党史文献，特别是早期的材料看得极少，多数还是得之于间接转述，但仍然感慨良多。把大革命时期同延安整风后的党史研究及其著述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事实上，整风前不但有党史研究，甚至可以说还相当兴旺，只是大多数放在现代革命史的研究中，没能形成一门单独的学科。例如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 革命运动史》4 就曾广泛流传。所以著名史学家胡华说，“洛甫同志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方面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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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开山祖。” 另外还有华岗的《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曾作为附录编入1942

年出版的《六大以前》。更重要的是，整风前延安各种学校如抗大、陕公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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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设有《中国问题》的课程，内容也包括党史。我在抗大三分校当助教时就曾辅导过这门课，后来在训练部还参加过集体研究。像毛泽东作为个人意见提出的党史分为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三个阶段，6 1938年抗大就已普遍讲授了。

（二）整风为什么要从研究党史着手

前面一再说过，整风的目的就是要牢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和毛泽 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为此，就必须仿照《联共党史》对斯大林那样，肯定毛泽东的一贯正确和只有他的思想才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并以毛划线，批判所有的不同意见及其代表人物，这就不能不从研究党史着手。而党史上的头几任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早已受到严厉批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都作了结论和处理，他们在党内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但此后的党史却没有总结过，而且认识还不一致。所以上层整风，开始时就集中清算内战时期的第三次“左”倾，先是从1931年九一八算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定性为“左”倾机会主义，主要负责者是博古，故称博古路线。7 但由于王明既无检讨，反倒批评中央的抗战政策，所以毛泽东决定也要清算王明在武汉长江局时期“许多原则性错误”（还说明不是路线错误）。8 后来随着整风的不断深入，对这一长一短两段党史的评估也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始终采取的都是研究党史的方式。

在抗日战争紧张和困难的岁月，集中那么多领导干部，用那么长的时间作历

史总结，中外人士都有些难以理解。共产国际就曾一再告诫，“不应花很长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9 “国民党的王世杰曾经问周恩来，你们怎么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10 就是因为整风的目的是以“打碎两个宗派”为名，一举扫清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所有障碍。如此庞大的工程，非在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中进行长时间的工作不可。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特别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正好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胡乔木说的由于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我们处于困难时期，这一理由恐怕很难成立。

（三） 从编“党书”到作《决议》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收集资料编辑《六大以来》起，到1945年4月20日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1 特别是历时三年多的延安整风，在表现形态上确实都一直贯穿着研究党史。但它也说明，整风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而不是流传的一些说法，诸如：开始时还是为了肃清教条主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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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风气，后来由于王明的干扰才不断升级；或说，起初是想利用群众运动烧一烧高中级干部的官僚主义和闹独立性的山头主义，王实味事件改变了运动的性质，使普遍整风中的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还有的说，是由于1940年秋冬在对付蒋介石的态度上中苏发生分歧，12 整风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等。应该说，这些看法也许多少有点道理，但基本上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整风的部署在进行过程中确在不断调整，对批判对象的定性和处理也一再发生变化。但“打碎两个宗派”、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这从一开始就定下的目标，却是贯彻始终并未改变的。这从《六大以来》的编辑上就可以看出来。

关于什么时候开始编《六大以来》，按胡乔木的说法是，“我去毛主席那里工

1314作时，《六大以来》这本文献已经在编。” 这已是1941年2月。 他又说，“《六

大以来》的资料收集工作，在1940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15 这就是说，编《六大以来》应始于1940年，而这时，既未发生中苏两党在维护还是准备破裂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分歧，也还没发生王实味事件，16 整风尚未开始，更谈不上王明的干扰。可见上述流传说法的不确。

至于为什么编《六大以来》，也是众说纷纭。连胡乔木都先后说法不一。他先说，“编《六大以来》，我想是为七大作准备。”17 看来这一说法恐怕站不住。确实，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有关七大的决定，议程建议中是有一项“十年奋斗的基本总结”。 但由于共产国际不同意，所以1938年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开七大的决议中就已不再提总结了。18 此后，政治局和书记处曾多次决定尽快召开七大，都没有见到要搜集材料准备总结的事。1940年4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负责七大筹备工作。4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周恩来：“任已到达延安，中央决定快点召开七大。”19 这时仍没有开始搜集材料，准备编《六大以来》。任弼时主持召开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小委员会，开到1941年2月14日第19次会后再没开，20 因为不久毛泽东就以《改造我们学习的报告》开始动员整风了。同年七、八月，毛泽东建议并经中央同意出版《六大以来》。9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政治局学习小组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并将该书中的政治部分加印一千份，发给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进行研究。21 从这些情况中就可看出，说编《六大以来》是为七大作准备，实在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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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的另一种说法是，编《六大以来》是为了反击王明的挑战。他说，“王

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1930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帐，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 22 《毛泽东传》上也说，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1940 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23 这些说法（照抄照搬的更多），其实都是事后诸葛亮，是假设延安整风从一开始就为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其后台又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作前提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一，我在以前的笔记中曾论证过，高层整风是张闻天首当其冲。这从1941年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苏德战争爆发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整风会议，在当时就已看得很清楚。直到1943年上半年也还没有以王明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对他的批判以及先提的王明路线，都只限于武汉时期的右倾。第二，王明的小册子1940年在延安再版后并没引起多大反响，不但像我这类从事理论教育工作的干部没把它当作一回事，而且根据现在能看到的材料，中央领导人似乎在1943年九月会议中间康生发言前都没看过这本小册子。连康生也只是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 可见他以前是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其他人如刘少奇等提到这本书，又都是在康生发言之后。24 第三，更重要的是，迹象表明，毛泽东本人此前没看过这本书。否则他不会在康生发言前的两年多整风中只批王明武汉时期的右倾。而且他还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25 胡乔木证实，“关于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原来只写了博古同志，后来修改时加上了王明的名字”。26 到1945年3月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毛泽东才强调《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提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全部纲领。从此就在党内产生了一条错误的新的左倾路线”。27 所以他还把发现四中全会的错误归功于康生。由此可见，说毛泽东编《六大以来》是由于王明在1940年再版了他的小册子，实在太牵强。而且，许多老延安在整风中及此后相当时间，都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类说法。这显然是为了把延安整风说成从开始就是以清算王明路线为目标而在多年后想出来的。

谁也不能否认，编《六大以来》是为整风所要达到的目的服务的。因此《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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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以来》的编辑方针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即尽量收有利于整风目的的文献，否则不收。具体说来，就是按照斯大林编写《联共党史》的办法，先设定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代表了一条正确路线，另有一条错误路线。选材就要选证明毛泽东正确的材料，并尽量选证明另一条路线错误的材料。如果有证明毛泽东错误的材料，则舍弃。所以胡乔木说，“可见编辑《六大以来》也并不是有文必录”，“主要是把两条路线点明”。“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28 正是根据这种精神，1943年又干脆选编了一本《两条路线》。

我在以前的笔记中曾经提到，如果说1931年9月到 1935年1月，29 中央

苏区在军事上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博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那是很明显的；但是说党内在政治上也存在两条路线，就很难分清了。查阅六大以来的文件，可以容易地看出博古中央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但要找到与之对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文献证据，却就大不易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编《六大以来》在筛选文献时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

一是时间跨度不限于第三次“左”倾的三年零四个月，而是一直选到整风前

的1941年。这是为了说明，即使在那三年多时间内找不出代表正确路线的重要文献，但遵义会议后的中央文件却已代表正确路线了，而且还认定这时已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因此用不着对两条路线作同一时期的横向比较，而只要作前后的纵向对比就解决问题了。对这一办法，连胡乔木也是承认的。他说，“毛主席怎样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黑体系我所加）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30

二是不收六大以来毛泽东（也包括刘少奇）有错误的文献，例如反AB团的

《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提出“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根本改造赣西南党”给中央的信（1930年10月4日）、《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等。收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1929年1月），却不收讨伐红二十军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布告》（1930年12月），并用收进《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3月28日）的办法转移反AB团和富田事变的责任。一概不收因中央军委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上的错误导致占红军三大主力五分之二兵力的西路军遭到覆灭的有关文电，如执行为打通苏联通道的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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