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篇 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上）(3)

的气氛。

掠人之美 《决议》把别人的成绩用各种直接间接的办法挂在毛泽东的帐

上。例如把周恩来、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就归功于“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遵义会议明明建立了以当选总书记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决议上却改写成“以毛泽东同志为首”，这也有悖于他对“为首”即召集和主持会议的解释。45 张闻天、周恩来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决议》中含糊地归之于毛。

诿己之过 把毛泽东犯的许多错误用有时明确有时含糊的办法推给对立

面或别人。如“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是毛执行了一辈子的，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大部分知识分子划归反革命阵营（收入《毛选》时作了删改），在反AB团中怀疑和捕杀了不少知识分子，但《决议》中却被算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一条罪状。把对“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和被诬告，造成了极可痛心的损失”的“错误的肃反政策”，也推给“左”倾路线。

为尊者讳 不但对毛泽东思想、工作、作风上的缺点一律讳掉，而且为

了树立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他的许多重大失误也被讳掉了，使党史在不少时期和不少问题上的真实情况逐渐消失或被篡改了。这不但使党史与科学渐行渐远，而且对总的政策和实际工作遗患无穷，后来长期犯严重的“左”倾错误都可从这里找到根子。

2， 党史只是路线斗争史

又是胡乔木所说，“历史变成就是路线斗争史。可以说是从那个决议开 端。”46 这也是从斯大林关于“党的历史是党内斗争的历史”那里搬来的，47 使人在路线斗争中看出毛泽东是一贯和惟一正确路线的代表。 而且《决议》发表后确实也没停地进行着党内斗争。无怪乎连胡乔木也哀叹，“党的历史决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两个词，不知害了多少同志。”48 不过到了邓小平，不但把十次路线斗争给砍掉了一大半，还干脆不再提路线斗争了，连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这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行径都不算路线错误，而从轻定为失误或悲剧。49

把党史变为路线斗争史还出于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主观决定论。根据《决议》

的说法，过去的几次失败，如大革命、放弃中央苏区等，主要都是由于领导上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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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路线错误。这实在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客观历史的发展实际上并非如此。例如《决议》说，大革命的失败特别是由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遂使“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这种论断是根本站不住的。陈独秀即使执行斯大林的指示，也接受毛泽东等的意见，甚至换成毛泽东当总书记，大革命大约仍然胜利不了。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完全看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最大恶果”，同样值得考虑。在当时的条件下，用前几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恐怕已很难奏效，保持根据地原貌的可能性也不大。二、四方面军被迫长征就是证明。遵义会议后，路线和指挥不是都已正确了吗？怎么就在云贵川陕等地驻不下来，建立不了新的根据地？如果不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红军也许不得不实行毛泽东的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最后很可能是留一部分人坚持陕北等地的分散游击战，主要干部和机关暂时撤到蒙古以至苏联（如同东北抗联）。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后来一再在内部和对外宾表示“感谢”日本人的侵略。可见，为抗日发动的西安事变在客观上起了挽救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作用。这也是周恩来至死和我们党始终不忘记张学良将军的原因。

3， 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决议》明确指出，“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 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 在这之前，刘少奇就一再强调“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毛泽东更是经常讲右倾机会主义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或应声虫。50 不过《决议》上倒是说，“‘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都是小资产阶级。所以在延安整风中和以后很长时期，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干部在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时，都要主动戴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没想到建国后不久，小资产阶级就被升格为资产阶级，反右派与反右倾受批斗的人，就不敢再检讨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承认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了。参与起草《决议》的胡乔木也很快改变思想，后来提到《决议》时还气愤地说，“我特别反对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那个概念用得太滥了??这种说法不但是简单化，而且是向壁虚构。”“至于说党内斗争一定都是（不是说都不是）阶级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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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这本身就显然不符合我们党和各国党内历史的大量事实。”51 胡乔木的这些话是在1981年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说的，因为这时要谈的是建国以来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如果再说路线错误、什么主义（但却并未忘记写上“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反映”，那帽子不是就戴到毛泽东及其一些战友的头上了？大约因此才决定不再用。可见，这些名词和提法不是能不能用，而是看什么时候和对什么人用。

当然，《历史决议》的缺陷决不只这三项，其他如把陈独秀说成“堕落为反革命”，把瞿秋白主张的发扬民主说成是“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主义状态”，以及对许多被列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领导人的无限上纲和过头批判等，这里就不多列举了。

（三）略谈第二个《历史决议》 1， 为什么要谈一下第二个《决议》

在谈延安整风结果产生的第一个《决议》（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时，需要提一下将近四十年后又制订的第二个《决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因为两者紧密联系，一脉相承。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续。为了表明这点，第二个《决议》还特意在前面加写了一段对第一个《决议》的概括和复述，这也使两者一起成为中共党史编纂学的基础和一般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两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实际上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服务，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制造，后者是维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主要领导人急于作出第二个《历史决议》，当时就把原因说得很清楚，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实质上也就是为了恢复“文革”前的政治和领导体制。这就使中国错过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政治改革机会，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缺了一条腿。如果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能够抓住机会，像实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一样，稳步推行政治改革，应该说是不会遇到很大困难的，干部退休制的实现就是证明。可惜邓小平只是开始时说说，实际上并不想看到政治民主化，所以既未采取重大落实步骤，到后来干脆连提都不大提了。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时，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就说，“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52

其实，事后看来，邓小平并没有一个实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张。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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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新执政后，总结过去经验，面对世界潮流特别是全国人民的殷切期待，认识到原来的一套已不能再照旧维持下去了，必须稳中求变，首先是对濒临崩溃的经济实行改革开放。这虽遭到坚持计划经济的“左”派干扰，但因他们太不得人心和违背潮流，只能落得个节节败退。加之实行改革开放仍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不伤害既得利益者，所以阻力较小，成果显著，得到全国拥护和世界赞扬。政治改革可就大不同了，实行民主定会伤筋动骨，不但削弱各级干部的权和利，而且也约束最高领导的说了算，连党的整个领导体制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提“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批评权利过分集中、以党代政、封建遗毒、搞特权和特

53殊化等的同时，更重要的还是强调“四个坚持”，以便保证一元化政治体制。 在

既要进行拨乱反正和稳定领导格局，又不得不面对时代潮流和人民诉求的情况下，就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前半期，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舆论稍有开放，人文社会科学呈现一定繁荣，一些政治问题允许讨论，还先后公布了一批党史材料。在这种较为宽松的气氛下，舆论界要求民主的呼声渐高，并涉及对毛泽东错误的批判和对建国后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为了防止发展下去影响到政治体制（集中表现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党的主要领导人改变初衷，54 要急于作第二个《历史决议》。邓小平说，“这个决议，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55 陈云说得更干脆，对毛主席的评价要“一锤子敲定”，否则我们这些人也会被否定。56 可见，赶紧做出这个《决议》，就是要及早给党史划个圈子，做出定论，然后禁止出圈或“不搞争论”，这样来维护毛泽东，也保护自己，归根结底是保持一元化领导体制。因此，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通过和实施，也标志着政治改革酝酿的终结。由于不搞政治改革，缺乏监督机制，就自然产生了两个孪生的恶果，一个是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增长水平超过了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官场和社会腐败程度很快处于世界前列。这就孕育着很大的风险。所以连邓小平也承认，“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57 但可惜他一直到病逝也没能付诸实施，结果积重难返，使政治改革以后更难启动，也更不容易刹住日益严重的腐败之风。

2， 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一些看法

作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复“文革”前的领导体制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虽然文字上还在批判个人崇拜，但从它的中心思想和客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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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看，实际上还是要维护个人崇拜。这只要看下面举的几个例子就会清楚。

（1） 主持和领导制定《决议》的邓小平开宗明义就说，“我最早提出写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 58 并且一再强调这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59 的一条。在起草过程中，胡耀邦曾提出，“可考虑改变一种写法，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的任务和今后做法。” 据此改定的稿子，邓小平看后对邓力群说，“胡耀邦的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60 一句话就给否定了。这说明，作《决议》的重点并不在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所以经过八个多月反复修改仍然达不到要求，就是因为“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的有些问题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61 从胡乔木的话中也可看出当时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情绪：“毛主席的错误非常严重，引起大家的愤懑，这是不奇怪的。”62 但是不管大家有多少意见，按照延安整风确立下来的领导体制，还是领导上说了算，第二个《决议》终于这样定了下来，其间的四千人讨论看来并没起太大作用。

（2） 《决议》本身以及有关《决议》指导思想的一些谈话，反映了不

少个人崇拜的做法，如为尊者讳、隐恶扬善、揽功诿过等。例如在算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中有“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左右”，63 可就是没提西路军的两万多人和肃反中被错杀的少说也有七八万人。既然“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64 那为什么对过去的错误继续写成“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而对毛泽东，既不算路线错误，也不提什么主义？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还“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并不合乎事实。 连胡乔木也承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对外关系的恶果也很厉害”。65 当时我曾在讨论中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和史学家李新（他说《决议》五十年后还得重做）一起在小范围内被通报了。 《决议》中还有一些其他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 如说对私人工商业的改造、农民和手工业的合作化，“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那后来的改革不是在开倒车吗？66 说个体农业向高级社发展“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说大跃进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这合乎历史真实吗？说1956年后，“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说1960年冬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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