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篇 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上）(6)

的工作中擅自执行他们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他个人崇拜的表现，包括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夸张（如说党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已能够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说1930年前，毛泽东不仅制定了党在十年内战时期的总路线，还对各项具体政策都做出了重要创造等）；窃功诿过（如说反四次“围剿”的胜利是根据毛的战略，说瓦窑堡会议后毛一次传达报告就“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和“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却只字不提富田事变和西路军问题，把红军人数的减少完全归于“党内的错误的领导”等），各种过分颂扬可说举不胜举。另外，《三十年》也没有忽略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感恩与歌颂（文中提到斯大林15次，仅次于毛泽东，说的是他对中国革命指导的正确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援助，强调必须“学习苏联的榜样”）。

这里应当稍作说明的是，胡乔木以《联共党史》为样本写《三十年》决不是偶然的。毛泽东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101所以胡乔木也就按《联共党史》写斯大林的办法写毛泽东。在学习《联共党史》和学苏联上，胡乔木的积极性丝毫不亚于毛泽东。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主张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材料，胡乔木就提出报纸也要像《联共党史》那样办成人民的教科书。他说，“一本好的教科书，就像《联共党史》一样，应该是章章都好，都经过仔细的研究。”102 建国后，毛泽东提出， “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03 提倡全面学习苏联，胡乔木就要把“学苏联”定为中宣部的工作重点，并同主张重点“抓思想”的陆定一发生争论。104 他在苏联养病时，找我谈话也多是有关学苏联，一次只是专门了解一下五一和十月革命节莫斯科参加集会和狂欢的群众是如何解决上厕所问题的。回国后还写信，要我和使馆研究室多给《人民日报》写介绍苏联建设经验的文稿。（这些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延安整风并没有反对“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

（2）胡乔木在“文革”后仍积极维护个人崇拜

“文革”结束不久，胡乔木即处于党史界的统帅地位，他抓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宣传和维护。

胡乔木在“文革”中也曾一度遭到“四人帮”半点名地批判，但他同毛泽东的思想感情还是相通的。在“文革”前夕，毛泽东在积极提倡阶级斗争和夺回“失掉了的政权”的时候，胡乔木就填词呼应：“领袖语，牢记起，百年大计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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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 月，《梅花引·夺印》）。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他也显得与众不同，更多地以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己任。当他“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时，曾愤愤然地说：这是‘分裂党中央’”。“他也是较早地公开提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异议的人。”“1979年1月2日，华国锋找耀邦和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宣部顾问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之后，他谈到一段个人的想法时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否则就会“犯很大的错误”。105 他在此后不久写的一篇文章中还想维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106

胡乔木为了维护毛泽东，对他主管的宣传抓得非常紧，做到了有“偏”必纠。例如1980年11月5日写给胡绩伟的信说，“近来常看到这样一种反映，即毛主席的论点在报纸上一点一点地批判否定掉了。”他列举了三种原因，一是批判稍显频繁；二是批判多用否定式，只讲不正确的一面，“如从正面论述，说得较为周到，印象就可能不一样”；三是“没有或很少正面宣传毛泽东同志的一些现在仍应宣传的正确观点，无论这些观点后来是否被他本人的言行所推翻”。 他认为，“这是我们宣传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深思熟虑。”107 这就是要正面宣传毛泽东，连那些已被推翻的观点。如第二个《历史决议》虽明确指出，毛“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但还是要多宣传他如何谦虚谨慎、关心群众、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等。连毛泽东最明显的错误，胡乔木也为之辩护。例如把造成1959年庐山会议不幸的责任想方设法推给彭德怀，说：“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自尊心过于强烈??如果彭德怀注意提意见的方式，这次会议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108 又如毛泽东1953年9月对梁漱溟从内容（毛的农村政策是造成现在称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到形式都是错误的批判，胡乔木也

109“在这个问题上要为毛主席说几句公道话”。 诸如此类的辩护实在显得太过分

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日益兴起的新一轮个人崇拜宣传和造神造假运动，党史研究的禁区越设越多，控制越来越严，都是同胡乔木及其学派分不开的。这里再谈一件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小事。1985年，为纪念张闻天八十五诞辰，“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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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编辑组”经请示批准，筹备出版一本纪念文集。为此，张闻天夫人刘英特约同在庐山受难的李锐写篇文章。李在初稿中除肯定张闻天发言的内容和精神外，还批评了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无情打击和挖苦讽刺。110 文章送给胡乔木审阅，胡看后找编辑组同志谈话，声泪俱下地大批李锐的文章是 “攻击毛主席”。说他“一看之后，一夜都没有睡好觉，一直做噩梦，颈椎麻木”。说李锐和王若水、黎澍是一伙的，“李锐比王若水还要王若水。” 还批评编辑组的同志： “你们不能成为张闻天的信徒、张闻天派。不要把张闻天神化了，把他捧那么高，他是犯过错

111误的。” 这里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同打压和迫害张闻天三十多年的毛泽东可

说是完全相通的。

总之，由于中共党史研究长期受胡乔木的领导和影响，竭力适应领导上的政治需要，所以至今仍未走出个人崇拜的阴影。在乔木胡绳学派的主持和控制下，中共党史学要进一步成为一门科学，将是很困难的。

3，胡乔木治党史主要还在为当前政治服务和紧跟领导 （1）关于党史为当前政治服务的问题

以党史学这样政治性强的学科，为当前政治服务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这样做的结果，不只是胡乔木所承认的：“缺点是实事求是不够。过分强调某个人犯了错误，而对这个犯错误的人的功劳就不敢提了，甚至一笔抹杀”，112 而且还会把党史变成一块面团，捏来捏去和翻烧饼，一些历史人物，也是今天捧上天，明天踩入地。胡乔木在一篇题为《如何写好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这段历史》的谈话中强调“要好好写一写人物”，提到：“李大钊在党内有特殊地位，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要写。”“周恩来对党的历史关系太重要了，要写。毛泽东也可在大革命失败后写。他在前边没有发挥特别大的作用。”113 那为什么作为中共党史“奠基作”的《三十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只顾写毛泽东，连李大钊一次也不提。如果说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超出第一个《历史决议》，那么“文革”后思想提高了，认识改变了，为什么不能对先前这种不正常的作法进行点检讨和修改呢？还要把充满个人崇拜精神的《决议》定为研究党史的“准绳”，把《三十年》封为“奠基作”？胡乔木在另一个地方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当然要实事求是，同时也不能不顾全大局。”114 这就是说，实事求是和顾全大局不完全是一回事，有时为了顾全大局就不能实事求是了。因此，明知隐瞒事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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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讳、设置禁区、伪造历史等制造和维护个人崇拜的做法违背实事求是，但为了顾全大局（也就是保持党领导体制的道统和法统），还得那么做。

更重要的是，“当前政治”又经常在变化，那么为其服务的党史也就不能不跟着变，写好的党史著作和作过的报告也只有不断增删修订，结果就使党史这门学科真的成了胡适说的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且还得过一阵换装一次。例如斯大林在世时，我们错误地跟着苏联反托派，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反对汉奸、托派、特务，就成为那时的重要政治。延安整风开始，王实味被当作托派、国民党探子揪了出来，引发出一场遍及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不知造成多少托派冤案。解放后的1952年12月22日（斯大林生日），曾一举逮捕约五百名大小托派，不少人冤死狱中，幸存者也坐牢近三十年才在苏联为托派平反后得到释放。但是我们党在对托派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却从来没有作过自我批评和明确表态，弄得很被动，对有关的问题和人物大多含糊其词，实在不行，就偷偷摸摸作点修改。例如毛泽东1937年在陕北公学作《论鲁迅》的讲演，其中谈到，“托派为汉奸组织，直接拿日本特务的津贴，已经是明显的事情了。”115 此句因过于荒谬，重新发表时竟被后人不加说明地擅自删掉了。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大事。建国后大的政治变化就更多了。单是毛泽东当政的二十六年就有：先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很快变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然后是反胡风、反右派、反“反冒进”、大跃进和公社化、庐山会议、反右倾、“四清”整“走资派”、反修防修和备战，直到“文化大革命”。党史为这些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政治怎么个服务法？跟着这种政治跑怎能成为信史？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毛泽东评功摆好中的一项——“顶住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的提法能站得住吗？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不是已被胡乔木自己否定了？另外，把“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算作产生“文革”的原因之一，恐怕也太牵强了，照此写党史也只能是胡乔木说的“实事求是不够”。

（2） 关于“惟上”还是“惟实”的问题

惟上和惟实不一定矛盾。领导意见不见得都不实事求是。所以“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提法并不十分准确。问题是，“上”和“实”之间发生矛盾时，党史学应该如何面对。中国党的规矩和胡乔木及其学派的以往做法，都是以唯上为主。延安整风时就是党史跟着毛泽东的思想走。他的想法变了，党史也就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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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例如毛泽东一直是肯定四中全会的。直到1943年“九月会议”中间，他听了康生的发言后才一改过去的说法，认定四中全会起“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码头。116 于是大家就随即跟上。刘少奇也说，“四中全会对党是不独无功，而且

117有莫大的罪恶。” （但刘少奇、任弼时正是在这次会上被新选为政治局委员的。）

从此以后，胡乔木及其学派就一直按毛泽东的定调写党史，而且越走越远。对四中全会，毛泽东的结论只是说，由于“经过国际与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118 而胡乔木却直到1990年还说，“四中全会是夺权。”119 这不等于说国际和中央在夺下级和自己的权。毛泽东发明和提出了“两大宗派”（但为留有余地还未将“宗派”写进《历史决议》），因此胡乔木在谈那段党史时就总是讲“两大宗派”、“王明中央”、“王明小组织”、“王明一派人”等。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党史（包括领导人传记和回忆录等）也就照猫画虎一路写了下来。

胡乔木及其学派的“只惟上”、“不惟实”，还可以举一个修改党史的有名案例，就是我在前边一篇笔记中所谈过的关于张闻天的总书记问题。胡乔木参加过延安上层整风，对1931年后的党史了如指掌，所以张闻天的悼词送审时他亲自加了遵义会议上“被选为总书记”。此后他在答复夏衍的信中引证《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费侃如的文章，进一步肯定了张闻天的总书记职务。120 但是到了1982年，中央档案馆从1955年苏联交来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党的部分档案中翻出一份陈云认为是他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里面提到会后常委分工确定张闻天“负总的责任”。对这一前后矛盾、改写党史的问题，121 胡乔木很快就改变态度，紧跟上去，还特意写信给陈云，表示经过他“考证”，明确了陈云传达的时间。122 从此，在乔木胡绳学派的领导和影响下，党史著作中张闻天的总书记就一律变成了“总负责”，否则难免受到严厉指责。例如上引胡乔木斥责李锐的谈话中就提到，“还说张闻天是总书记。中央文件都说得很清楚，没有什么总书记嘛！这不是混淆视听吗？”虽然不知道胡乔木说的中央文件何所指，肯定张闻天是总书记的邓小平代表中央的《悼词》和中央批准的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 的调查报告》等算不算中央文件，反正李锐文章发表时已不得不将总书记改成了“负总责”。这也是“舆论一律”的一例。

修史上的“惟上”，也是皇权专制主义传统的表现。延安整风以后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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