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篇 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上）(2)

夏战役计划的《十月份作战纲领》（1936年10月10日），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组成西路军、创立河西根据地的《作战新计划》（1936年11月8日），以及西安事变后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一些重要指示电等。31 在为清算历史而编的《六大以来》中竟抹掉了这段重要历史，后来还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张国焘。32 没有编入为瓦窑堡会议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因其在《战略方针》中“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置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之上，事后曾受到总书记张闻天的批评33），建国后的再版本却补收了不知何时整理的瓦窑堡会议传达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三是在材料取舍上采取一定程度上的双重标准，即与尽量不收自己方面有错

误的文献的同时，尽量少收以至不收对方正确的文件而多收一些证明对方错误的细小材料。如果将反AB团和富田事变同博古、罗迈、洛甫的反邓、毛、谢、古江西的罗明路线相比，前者的性质和影响都要比后者严重得多。前者被定性为敌我矛盾，错杀了成千上万的忠贞干部和革命战士，一度造成苏区的危机，也使毛泽东的威望下降。连陆定一直到1988年4月30日还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说，“毛泽东在革命时期，除了‘富田事变’李文林一件事以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34 而邓、毛、谢、古的罗明路线却一直被定性为党内斗争，受到错误批判的人，并未被开除党籍，只是受到撤职与处分，调走做了别的工作。例如邓小平就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不久被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两三个月后又出任《红星报》主编，直到遵义会议。35 但是反映在《六大以来》上，前者已如上述，全付阙如；后者则尽量多收，单是反对邓、毛、谢、古就收了四篇，包括与《六大以来》内容和体例（只选中央文件和主要领导人文章）相去甚远的《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1933年3月31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1933年5月4日），以及所收惟一的一篇罗迈的文章，但却不收第一次提出北上方针的张闻天所写《夺取松潘 赤化川陕甘》（1935年6月24日）等文件。仅从这一对比中就可看出《六大以来》筛选文献的不同标准，也可看出长年宣传的“左”倾中央“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算上以后四十年历次运动中的消灭异己，那对比就更明显），原来如此！

既然党书的倾向性这样明显，为什么被批判的两大宗派成员竟会纷纷缴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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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首先因为这有个前提，就是党书的多数文件证实，“左”倾中央及其支持者执行的路线显然是错误的，他们看到这些文件后，就只能作自我批评而不会去批评别人。毛泽东虽无代表正确路线的纲领性文献，但他确实一直处于“左”倾中央的对立面；虽然对他并未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党内地位还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升为正式委员，可以参加按规定应参加的一切会议，发表任何不同的意见，更没像后来他对一些中央领导人那样一撸到底、立案审查、限制自由），但却被夺去了实际上的党权和军权；既然整他的人证明犯了路线错误，那么被整者也自然会被看作是正确的。所以整风中缴械的人张闻天、博古等，检讨自己错误和承认毛泽东正确，也是出于真心实意。他们当然也知道在肃反问题上毛泽东比“左”倾中央更“左”，但他们都支持和参加过，所以没什么可说的。另外，有些事情，甚至一些高层领导也不十分清楚。例如西路军问题，来往电报恐怕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少数人知道，他们又是参与者，很难出来主持公道，更不会为张国焘辩诬。还由于长期来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既有中国传统，又受苏共影响）和延安整风时的严峻气氛（加上抢救运动这一持久激烈的敌我斗争环境，矛盾在随时转化），就无形中形成了这样几个潜在规矩和传统：第一，凡属被列为犯错误者，就只有检讨交代和挨批的份，不得进行辩解（态度不好）和反驳（对抗），更不容许对批评者作反批评，特别是不能找正确领导的碴。而在延安的中央整风中，除毛泽东、刘少奇外，多数人主要是检查自己和批评那些犯有更严重错误的人。所以延安整风以来，还没听说过除王明外有人当时曾批评过毛泽东。第二，随大溜以自保，何必为辨明是非去捋虎须。这就是为什么西路军问题的当事人陈云、徐向前、李先念等，宁可沉默四十五年，直到已再无风险的1982年，才站出来揭露事实真相。李维汉和温济泽也是在四十年后才为王实味平反起来尽力的。第三是为了过关，尽量上纲上线，直到被迫说违心的话甚至瞎编乱造。

这里附带再谈一个问题，就是《六大以来》1941年版和1952年版所收毛泽

东文章的差别问题。《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说，1941年版收毛文少，“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当时的谨慎与对自己要求的严格了。”36 这种为毛泽东说的好话显得实在勉强。第一，“当时”谨慎和要求严格，是否表明到1952年就完全变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好话反而变成贬语了吗？第二，事实也并非如此。按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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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许多文章没收入1941年版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六大以来》印数极少，只供高干学习，且严格保密，而毛有些文章不但公开发表过，且已先后发给个人，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即使当时未公开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也都人手一册，再印纯属重复，反而会使大家不理解。二是当时许多文章还未整理修改好，甚至很不成熟。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强调的《矛盾论》、《实践论》来说，1937年的讲稿就同斯大林派尤金来参与修改过的定稿有不少重大差别。我现在手头还保存有一本延安时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后来的《矛盾论》只是原提纲中第三章《唯物辩证法》中的第一个问题，标题为《矛盾统一法则》。其中第二节《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错误地把形式逻辑同形而上学混为一谈，批评说，“资产阶级的形式论理学有三条根本规律”，“全部形式论理学只有一个中心，就是反动的同一律。全部辩证法也只有一个中心，就是革命的矛盾律。”修改结果是，从原文的二万五千字中删去近七千字，增加约六千字。这样一篇受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哲学著作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严重影响、很不成熟的文章，在修改前怎么能拿出来给中央整风小组学习？那不是要弄出笑话来吗？《实践论》也有较大的补充、删节和修改。37 又如《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3月27日才在《解放日报》加按语“现按当时讲演提纲整理发表”，1941年编《六大以来》时还没整理出来，怎么可能收入？其他如瓦窑堡会议的传达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我一直怀疑是编《毛选》时才整理成文的，因为此前从未讲过原来在何处发表过或成文根据。总之，对这个问题要说这么多，是想表明，胡乔木等人即使在谈《六大以来》版本这样不大的问题时，也会流露出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情结。

整风中，人们在学习了这种精神指导下编写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

《两条路线》等以后，对中共二十多年的党史，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这段历史的了解，就有了一个鲜明的轮廓。何况早在1941年，为准备政治局九月整风会议，毛泽东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问题结论草案》，其中就涵盖了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后来由于整风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毛泽东想法的变化，这一《草案》才被长期搁置下来。通过1943年政治局九月会议对历史问题的检讨，毛泽东认为他的那个《草案》已经不够，需要重新起草一份历史决议。于是就决定从1944年5月21日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专门总结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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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经验，讨论历史决议草案。这次会开了11个月，“是我党历史上时间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38 在全会期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对《历史决议》曾七易其稿，每次都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由全会“原则通过”。此后又经过三次修改，终于在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最后通过”。但建国后毛泽东又对《历史决议》作了一些重要修改，经多数政治局委员圈阅同意，最后作为《附录》编入《毛选》第三卷。

二，《历史决议》为中共党史编纂学奠定了基础

（一）《历史决议》为党史学确定了原则和规范

《历史决议》不仅为研究中共党史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而且也为党史作为

一门学科建立起了基本框架，使党史研究有所遵循和制约，成为官方党史学的经典。《决议》虽然重点是总结第三次“左”倾时期的问题，但实际上已对建党二十四年来的历史作了概括，只是抗日战争阶段涉及不多。所以，《决议》的出现也就标志着建立中共党史编纂学的开始。此前的党史已经有了定论，以后的党史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延伸和发展。

当然，《历史决议》并不是单为了开创一门学科而作。它主要的还是给三年

多的延安整风作总结，体现出整风所要达到的目的，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虽然由于苏联的关系，《决议》发表时去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实质上并没有变，所以在中苏分歧加剧时反而提得更高了。总之，应该说，六届七中全会和它通过的《历史决议》，完成了它们的重要历史任务，实现了全党的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紧接着举行的七大，只是将全会及其决议的精神以法定的形式和程序加以体现并在组织上固定下来，因此象征意义更大些。

延安整风所取得的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当然也适用于对党史的认识和研

究。因此，有了《历史决议》，作为一门正式的亦即官方的党史学就已呼之欲出了。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央还顾不上党史学科这一领域。建国后，胡乔木完全根据《决议》精神写出、并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了， 这就标志着中共党史学的形成。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征集党史资料的通知》，并规定“编印党史资料”。随着高等院校的调整，都先后开设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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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史”课程，其中就包括有党史的内容。所有这些，就把党史的学习和研究推上了一个高潮，使以《历史决议》为基础建立起的中共党史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正式出台了。39

（二）《历史决议》的三大缺陷

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曾规定以《联共党史》为中心学习材料。作为整风总结

的《历史决议》，按照《联共党史》的路数写，当是很自然的了。因此，《联共党史》的毛病（那时并不认为有毛病，还被毛泽东说成是全世界惟一的典范），必然会反映到《决议》中来。《联共党史》的根本毛病是为突出斯大林而编造和歪曲历史。这也影响到延安整风和所作《历史决议》。所以连胡乔木都说，由中共中央领导编写党史，“这个工作，到整风时才开始。缺点是实事求是不够。”40 综合他的说法，《决议》不够实事求是的缺点，可以归纳为三大问题。

1， 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用我们前面引证过的胡乔木的说法就是，“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 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41 “1945年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那里分析的历史太简单。”42《联共党史》已被苏联和俄国一些学者称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决议》也完全是以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中心内容。下面兹简单举例作点说明。

过度颂扬 《决议》全文约28，800字，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就有四十七次， 出现的频率超过了《联共党史》中的斯大林。而且似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单枪匹马打天下，除称赞刘少奇的白区工作外，其他领导人不但无功可提，还大多受到不指名的批评，不是教条主义就是经验主义。而对毛泽东的许多颂扬，也属于“不够实事求是”的拔高。例如《决议》的第一句话说，从党诞生时起毛泽东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代表，似乎成了天生的圣人，这不正是个人崇拜的语言？周恩来就说过，对农民运动，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有个发展过程的，他在给恽代英的回信中还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 1925年后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43 胡乔木也说，“好象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 不过他接着又说，“当然，七中全会时要换一个写法也不可能，我的这些话是事后诸葛亮。”44 可见当时争先恐后制造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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