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的探寻与对策以及思考论文（共3篇）(9)

　　2.从法律和道德的层面来看

　　法律是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一条底线准则。在当今强调法治的社会，医疗行业没有超越法律准绳的特权。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法律是人类凝固的良知，它虽然较好地规范人们最低的社会行为，但它却无法规定人们精神风范必须高尚。况且，在临床实践中，我们看到的优秀医护群体，往往都是职业操守高洁，医疗道德高尚的群体，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守法层面的铁面义士。当下，医生为遵法守法，手术前把可能出现的、甚至根本难以出现的后果都包罗无遗地以“协议”签字形式，让患方“知情同意”。另外，多数患者就诊时，医方多会遵“循证医学”之要则去寻找“最佳证据”，尽可能利用医疗设备去得到确认，或是在病人尚未完全叙述病史前，就把各种大小检查的清单全都开好了（这些从“法”上讲也是无过错的），从而让病人尽可能多地去面对各种“高档”仪器设备接受检查。最后取结果，找医生询问结论，开药治疗。其流程从“法”的层面上来说都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医生的职业操守范畴来讲，这样做就感觉少了点“温情”的释放与付出。看“病”不看“人”，不与患者进行关爱性交流，仅是从“法”的层面上，直接把患者推向各种“冰冷的”仪器，而无法让患者感受到医者的职业道德的暖流浇灌。事实证明，颇受欢迎的医生，往往是德艺双馨的“热心肠”，他们饱含爱心去诊治无数病人，而在“法”的层面被追责者却寥寥无几，这说明医疗行业，在法律和道德的天平上，其道德又有着何等重要的特殊性和优先性！

　　3.从医患双方沟通的二维层面来看

　　人际沟通是人们相互之间加强了解、增强理解的重要渠道，医患双方进行良好沟通，既是医生详细了解患者病情及其状况的过程，也是患者通过医生增进对自己病情深入了解的不可或缺的途径。很难设想两个不曾进行畅通交流的医患双方关系能够融洽。一般认为，良好的医患沟通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沟通中的态度和技巧却是是否有效的关键。从许多典型案例来看，不少医患关系紧张或医患冲突，往往是医患双方在沟通中缺少上述两要素而滋生的（据报道，这占比重达48%～50%）。

　　（1）沟通态度决定“人心”距离和可信度

　　在“人满为患”的医疗环境下，医生“静”下心来从容面对每一位患者，没有爱心、责任心和同情心是远远不行的。这其中要不分长幼妍媸，贫富亲疏，不带任何有色眼镜，一视同仁地去与每位患者沟通，更不能把患者按亲人—友人—路人的关系层次去分类对待。只有在获得公平和尊严的环境下的交流，才是心灵沟通的基础，才可能增加患者对医者的信任度和尊重感。而这一点，在当下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不排除有少数医务人员，把患者至上的职业操守，让位于势利、功利和权利等价值观，损失的恰恰是患者应有的尊重和信任，滋生的是怀疑和不敬。

　　（2）沟通技巧是消除医患误会的增色剂

　　纵观许多被人们称道的良医，他们不仅有精湛的医疗技术，往往还有高超的沟通技巧。良好的沟通往往可以让人冰释前疑。譬如医生通知患者作某种检查的所谓“告知”，虽然看似很简单的事情，但它却可能表现为“知晓层次”、“理解层次”和“情感层次”。实际情况告诉我们，能做到“情感层次”的告知，才是真正安全有效而不会产生误会的知会形式。医生受“医学父权主义”支配，在医患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居高临下地指示般的“告知”常常是产生误会的温床。如果医生运用娴熟的沟通技巧表达入理，就会让患者感觉医生是在设身处地为他们、为他们的病情着想，并且合理地保全了他们的隐私和尊严，这将无疑会大大增加医患之间的融洽感和信任感，由此而产生的医患误会自然而然地就会减少了。

　　今天，我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医患沟通是如此重要，但在20世纪培养的各科临床医生，都没有设立专门的课程对他们进行系统培训，也没有作为临床医生必备的临床技能进行考核和要求，21世纪以来，少数医学院校虽然开设了部分课程，但在重要的临床实习期，多数学生忙于找工作和复习考研，一些知识也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以致许多人都是在正式当医生后，逐步向有经验的老医生学习和不断地积累才慢慢成熟。但由于个别医务人员重视临床技术，轻视沟通技巧，往往易于在临床的沟通环节上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或冲突，应该引以为戒。

　　4.从医学诊断和治疗的复杂层面来看

　　医学是一门涉及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等几大学科领域的复杂综合学科。它所面临的东西要比已知的东西多，如前所未有的生物体所致的新病种（如2003年的SARS，近几年在南美首先发现的寨卡病毒性疾病等）都会不时地光顾人类。同时，从患者群的每一位个体来说，身体和心理方面都没有完全相同者，他们在患病后身体的病理表现形式和心理状态都可能会存在着某种个体差异，从而其治疗处理方式也会相应地有所差别。许多外伤病人受到的外伤方式和部位多种多样，往往难以雷同和重复，其治疗方式也会因人而异。

　　另外，患者患有多种疾病的疑难复杂性；危重患者突发的脏器急性衰竭所处时段和干预时机的不同趋向性和时效性；手术过程中出现的情形与术前诊断相佐时，其临时评估的精准性和处置的恰当性，都有可能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治疗效果，甚至不排除酿成医疗事故而出现医疗纠纷。此类现象屡见不鲜。据报道，美国一年发生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者竟有4～10万，在德国一年也有近十万起的医疗事故［5］，只是因为他们有较严格的医疗法律规程和较完善的医疗保险赔偿制度等，才没有酿成大的医患冲突等社会问题。

　　5.从医疗费用的社会（含政府）与个人支付层面来看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国家财政尚有困难，暂时无法像英、加、日和部分北欧国家一样，实行全民医保免费医疗，只能根据国情暂且实行低水平、广覆盖的“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平心而论，作为13亿多人口的大国，分别通过城镇居民、城镇职工和新农合三种（现正在逐渐实行城乡居民保险并轨）形式，能让近100%的人进入低水平医保网，在人类历史上已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医保还处于低水平的初级阶段，不同的对象和人群，其获得支付的医疗费用比例，还具有很大差异（低的只有不到40%，高的可达80%，且外加单位或系统的大病互助，接近于免费医疗），尤其是对生活水平还不太高的群体，一旦患大病重病后，则可能影响到全家的生计。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者占绝大多数。加之，医院近些年，在社会经济动力的驱使下，各种高端设备、昂贵药品的过度使用，致使看病成本越来越高，这对高收入人群或由医保支付比例较高者来说，可能不会成为较大的经济负担，即使出现某种医疗纠纷，也可以通过多方斡旋，形成共识，使支付矛盾得到和解。但对许多城乡低收入人群来说，支付成本太高，往往导致一人患病，一家一蹶不振；如果再出现所谓的“人财两空”时，特别是当医疗过程中存在某种瑕疵或缺陷，或医方未能及时沟通和补救到位时，都容易发生医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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