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的探寻与对策以及思考论文（共3篇）(2)

　　1.2耳鼻咽喉科诊疗过程的特殊性

　　耳鼻咽喉科与其他学科不同的一点是，医生与患者的身体接触并不如其他学科，因观察的身体部位多为管腔间隙，各项专科检查都需要借助器械和其他的辅助手段，如前鼻镜检查、间接喉镜检查，而鼻窦炎的诊断需要CT的协助等。身体接触是一种微妙的催化剂，即使医患双方依然处于“陌生人”的关系，也会产生心理影响。

　　耳鼻咽喉科所接触、所诊查的部位，均在大家“一目了然”的部位。单从门诊的布局来看，以针灸科为例，针灸科多设为小床分隔。对每个患者而言，空间是相对隐私而密闭的，因为患者无论男女老幼，均需配合医师的针方部署，暴露相应的部位。患者通过医师的指尖定位及针刺触感，可察觉医师的用心与专注的温度；通过医师小小的一个动作，如帮患者盖被子、毯子，拉好掩蔽的帘子等动作，可感知医师的细致程度，从而产生对医师较强的信任感。

　　耳鼻咽喉科的多数检查都需要患者的积极配合，从前鼻镜检查到间接喉镜，或是电子鼻咽喉镜，而患者对于需要配合医生检查所做出的一些动作存在反感的心理，如在间接喉镜检查，尤其在取鱼刺的时候，拉舌头之类的动作让部分患者有“在被用刑”感觉产生。另外，鼻腔术后的填塞及换药也是导致患者较为难受的一部分。

　　另外，《内经》中言道：“深居静处，闭户塞牖”[2]，诊室是医患交流的重要场所，需要足够的隐蔽性和清静感。也可能与该学科的检查部位和病情相关，耳鼻咽喉科的诊室较其他学科会欠缺隐私感，但无论是何种疾病信息，对患者而言是个人隐私。但在门诊，部分即将就诊的患者并没有对正在就诊的患者采取适当回避，这或许会使医生与正在接诊的患者之间产生疏离感，从而间接减少了信任感。

　　耳鼻咽喉科也执行着术科的职能，鼻腔及鼻窦手术后，医师认为已经完成了手术所能完成的处理，但患者术后并不一定能获得良好的生活体验，正如“空鼻症”。而且因耳鼻咽喉科的手术患者不能像其他术科那样，用眼睛看着自己术后的恢复，而只能靠着鼻腔的感觉与医师的诊查描述来了解自己的术后恢复情况，这就可能会增加患者的疑虑。

　　1.3医患双方心理错位分析

　　1.3.1患者的自主选择权与参与度提高：在古代，患者对医生多是以性命相托、无条件服从的，医生在患者心中是被过度神化的。虽然古时候医者也只是士农工商中“工”的地位，但医师资源宝贵，医生培养多是家传或师带徒的，医生培养年限长，而产出少。古时候的生活环境并不优越，文化程度低下的人群众多，患者对掌握治病救命之法的这一少数人群甚是尊敬。实质上就是僧多粥少，供不应求。

　　但在目前的医疗环境中，公立、私营医疗机构林立；另外，随着交通的发达，患者的工作及生活范围也比从前要大得多，因此患者可选择的医生更多了，患者的选择权远远大于古代，不再像从前“祖祖辈辈都看这一家的医生”。但如今患方从曾经的被动中解放出来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患者看病有时成了货比三家，比的不仅仅是就诊的费用、医生的专业技术，而在“粥越来越多”的形势下，患者还要比较医师的“服务态度”。甚至有患者询问医生或者院方“为什么你们都没有笑容，是企业文化不好吗？”

　　在个人主义日渐抬头的今日，患者更回归自我，对医疗活动的参与更主动了。患者认为自己是最清楚病情的人，希望医生能够在充分倾听后再做出判断，甚至有患者会“指导”医生的诊疗工作。但正因为患者处在“自身”的状态而无法窥见疾病全貌，所以才有医生存在的必要。但现在的患者可能会认为医生的收入正是因为有疾病，把自己放到了与医生的利益角逐场的对立面上，这是不利于医患的信任与沟通的。

　　1.3.2医生情绪波动对医患关系的影响：与耳鼻咽喉科疾病漫长的斗争可能引起患者的情绪波动，而患者的情绪也会影响疾病的预后和疗效。而医生也非机器人，本身就存在非常多的不稳定因素，如情绪。耳鼻咽喉科诊查的部位多为孔隙，带教指导难度大，医生技术上手、提高较慢，培养时间长，医生需长期面对较大的工作压力和患者较高的预期值，加之工作范围覆盖广，内科治疗与外科手段两手抓，而回报与付出不对等，工作风险又日益加大，使得医生处于心理应激状态，而不能以“正常”状态来面对每位患者，并可能将负面情绪传递到患方。若在接诊到同样处于不良情绪的患者时，双方的负面情绪将发生碰撞，就可能出现医患矛盾的激化。

　　1.3.3医患双方的信任危机：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信任危机爆发是对社会极大的冲击。其根本必然是利益的碰撞，同时利益也是矛盾产生的核心问题。其一是由于部分医生和医疗机构的逐利行为的暴露，导致患者对医生产生了以偏概全的误解。其二，双方对对方的道德水平都没有足够把握，患者不放心将自己身心交托给医生，医者无法确定患者足够信任自己。其三是如今人的自我意识不断抬高，双方都只是处在自我的利益阵营里，以自身群体为我方，而此外的群体为对方，双方都未从对方的立场思考全局的问题。其表现就是，医患双方都将较多的精力放在自我上，医生对患者的人文关怀下降，而患者在不断增添自我痛苦的分量，双方的天平持续失衡。其四，媒体对事实的扭曲和社会舆论也参与了医患关系的漩涡。经过不少负面报道的催化，医患之间利益关系被放大，矛盾受激化，使得医患之间相互防备，社会稳定也受到了挑战。在一些极端的媒体报道中，医生更是被描述成“吸血鬼”一般的形象[3]，只会“滥开检查”、“收回扣”等等。宛如一夜之间被从神坛上拖下来的“失德”之神，应受到万民的唾弃。这也源于患者当初对“医生”这一职业形象的过度美化，因而在“不得所愿”的大落差感中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情绪。其五，医生作为信息的主要掌握方，了解患者较多的个人信息，相对的，患者对医生知之甚少。因此患者总有“被隐瞒感”，而正好在这种患者认为已将自身情况完全“招供”的情况下，医生若仍不能把病治好，患者就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失落感，甚至可能产生报复心理，而这又会让医生觉得这样的患者是无知的、无理取闹的。但现实中，也存在着对医生进行病情隐瞒的患者，导致医方认为自己也处于被动的位置，一旦出现医患纠纷，医方则更是被动。

　　医患之间的信任是有效完成诊疗的有利因素，所谓“不信医者不治”，如此相互猜忌的医患关系往往不会有好的诊疗结局，或无疾而终、不了了之，成了“一次性”的医患关系，或成了“导火线”，不良事件或一触即发。如一个遍寻良医的“耳鸣”患者，在首诊就发现医生并不能很好地听他说耳鸣的痛苦和治疗的艰辛的话，很快就会失去对医生的信心，也不相信医生能拟出合适的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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