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体技用：“中体西用”与“西体西用”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冯友(2)

一、问题缘起：“第三条道路”的选择

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先后失败激发了人们对“中体西用”的普遍质疑，“中体西用”在民国时期的人看来根本就是“体用两橛”。“民初人于是大谈其所谓西洋的‘精神文明’” [2]，加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孔学的激烈批判终于导致中华传统文化开始走向没落。与此同时，受此消彼长规律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化的立场，为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3]。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作为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有着本质联系”，传统文化的衰败必然导致中华民族理想信念的缺失。[4]。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西用”都没有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尤其是“西体西用”更直接导致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危机。这种惨痛结果引发了冯友兰的痛苦，更激发了他深刻的思考。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拥护者，冯友兰是绝不会认可“全盘西化”理论的，可是“中体西用”理论的瑕疵使其无法得到冯友兰的认同。冯友兰认为“清末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就一方面说是很说不通底……”。[5]冯友兰举四书五经和枪炮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因为读四书五经是读不出枪炮来的，而“中体西用”里面也包括以四书五经为体，以枪炮为用这样的命题。冯友兰认为应该把“中体西用”改为德体技用，即“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底，现在所须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而已。”[6]而中国所本有底组织中国社会底道德就是中华民族之体，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是中华民族之用，中国所本有底组织中国社会底道德就是中华延续之德，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是民族复兴之技。“照中国传统底说法，有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此五常是无论什么种底社会都需要底。这是不变底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7]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的五常德，这五常德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也是中华文明的思想核心，所谓德体就是要此五常德为体。以中华民族五常德为体，以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为用，从表面上看与“中体西用”很相似，而实质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而“中学”为体就是要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政治制度为体，以“西学”为用就是要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工艺技术以及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为用。仁、义、礼、智、信五常德是各种形态的社会都具备的恒常的道德，而封建道德是只适用于封建社会且只能存活于封建社会的具体道德，封建政治制度同样也只适用于封建社会且只能存活于封建社会。随着封建经济基础的消失，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政治制度都必然要走下历史舞台，由此注定不能以封建道德和封建政治制度为体，而要以适用于各个社会的五常德为体。“西学”包括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等“西技”和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两个部分，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等“西技”具有普世性，虽产生于西方而能够适用于别的国家和社会，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且仅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它会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消亡而消亡，它在中国的大地上找不到适宜其生长的土壤，所以能够以“西学”中的“西技”为用，而不能“西学”为用。知此则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失败的根本原因，民国人不知此，反而既要以“西学”为体又要以“西学”为用，完全拒斥“中学”，没有认清五常德和“中学”的界限及五常德和封建道德的区别，以打倒封建吃人礼教的口号拒斥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最终走向与“中体西用”相反方向的全盘西化的道路，冯友兰先生鉴于此而提出德体技用思想以除时弊救国家，在“中体西用”和“西体西用”两条道路之外另辟出德体技用这样的第三条道路。

二、不易之体：五常德乃中华民族本质属性与精神基因的不变之体

方克立先生把“体”、“用”的关系归结为本体和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或者本质和现象的关系，绝非本和末的关系，冯友兰对于“体”、“用”关系的认识也与此相同，冯友兰的德体技用思想就是建基于“体”、“用”关系而非本、末关系的基础之上，因此说五常德为中华民族之体指的就是它是中华民族的本质属性。日本著名学者筱原令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本质是王道主义，应该有受世界人民欢迎的包容力，也就是同化力。”[8]而筱原令先生所说的王道主义就是对中国仁、义、礼、智、信五常德的概括总结，至于能否把仁、义、礼、智、信五常德概括为王道主义或有待于商榷之处，但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德是中华民族的本质属性确实确定无疑的。从一方面说，五常德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根基，从另一方面说，五常德是中华民族区别于西方的根本标识。纵观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费孝通先生认为“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决而称为中华民族。”[9]黄河中游出现的华夏族群能够不断融合周边其他族群以壮大自身,并最终发展成为汉族,在冯友兰看来其所依靠的就是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德为思想核心的中华文明。组成中华民族的五十六个民族联合的枢纽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德。“中国尊重道德的传统底国风，与中国社会的组织的坚固，与中华民族的存在的永久，是有密切底关系底。”[10]中华文明的存续是建立在其思想核心即五常德的基础之上。在中国数千年之历史中有很多次北方民族入侵，这些少数民族靠刀剑摧毁了之前的汉族政权，可是他们无法摧毁汉族的传统文化道德，反而为汉族的传统文化道德所吸引，最终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可以说失去了五常德，中华文明就失去了其道德内核，终而必将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从中华民族和西方的区别来看，泰戈尔和冯友兰都认为西方民族注重追求个体进步和个人财富，其思维特性就是注重追求个体的利益。西方民族的道德强调在保障个人利益前提下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而中华民族的道德强调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行仁以爱人，张义以助人，践礼以尊人，明智以智人，为信以立人。或许西方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会与仁义礼智信在某一个方面有偶合，但是这一点点的交集掩盖不了二者在深层次上的迥异和冲突。西方资本主义为了摧残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以更好殖民和同化东方人就大肆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从这点上来说宣扬中国道德不如人的胡适和陈序经被西方强大的外表给“遮望眼”了，虽其出发点是通过全盘学习西方道德以改进国人道德，而从效果上看他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其荼毒至今尚存，不仅西方反华势力借之打击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就连一些港独和台独势力也用来抑华崇洋。这些敌对势力通晓打击中国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坚船利炮而是用西方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冲击和磨灭中华民族的五常德。冯友兰把传统道德分为五常德和具体的道德，前者是不变道德而后者是可变道德，前者虽不可批评而后者却有很多值得批评之处因而需要“自我觉悟和检讨”，五四运动是具体道德“自我觉悟和检讨”的催化剂和执行者，只是没有分清五常德和具体道德才是值得深刻反省的。冯友兰认为中国的国风就是坚持“道德低价值高于一切”，而只有在这种伟大的国风中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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