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体技用：“中体西用”与“西体西用”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冯友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6）

摘要：

目前学术界忽视了抗战爆发后冯友兰在中西对比过程中的一个民族化、个体化的转向，而这个转向与冯友兰追求现代化的努力和合转生为“阐旧邦以辅新命”这个最高追求，这就是其“道术多迁变”背后始终不易的学术宗旨，也是通向其终极关怀的指针。“阐旧邦以辅新命”实质上就是通过德体技用实现国家现代化。“阐旧邦”指的是通过继承中国本有的“组成社会的道德”以保持中国的特性，同时以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新命”为目的的“阐旧邦”绝不能规约为单纯沿袭旧邦，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和工业以实现中国现代化也是阐旧邦的题中之意和必然要求。

关键词：德体；技用；五常德；西技；合一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24

中图分类号：G410；G６４２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7）０4－０114－０6

目前学术界研究冯友兰关于中西对比方面理论的人有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其在抗战爆发导致民族危机空前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民族化、个体化的转向。这样一个转向是以冯友兰把民族文化分为民族“的”（所有但非专属的）文化和民族“底”（固有而且是专属底）文化为切入点而展开的。前者属于“程度上底不同”，因而是需要而且亟待现代化的，不这样做的话则“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生存”。后者是“花样上底不同”，对于后者而言则无所谓现代化与非现代的区别，只需要永恒保持即可。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工业在前者的范围之内，这对中国而言是极其需要学习的“技”，而仁、义、礼、智、信这五德是后者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必须永恒坚守的“体”。 洋务派为了调和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与学习西方知识、技术、工业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中体西用”论式，但是这一论式本身又陷入了“体用两橛”的泥潭之中，因而在客观上降低了中国“师夷长技”道路的生命力，民初人对“中体西用”的纠正最终又矫枉过正了，并且没有认清各个社会普遍适用的五常德与具体的封建道德之间的界限，在反对封建道德的同时连五常德也一并摈弃，在探求以西为体的“西体西用”道路之际动摇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核心，摧残了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其间又逢日寇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亟需唤醒民族斗争意志以抗击倭寇。此时的冯友兰正随着西南联大“南渡”，“‘ 南渡’期间，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使冯友兰期盼中华民族通过伟大的抗日战争，走上复兴之路；同时，也使他十分自觉地将自己的学术工作，纳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1]。冯友兰提出了德体技用理论，希冀以此消除“中体西用”导致的“体用两橛”错误和“西体西用”造成的民族个性丧失危机，更好实现“辅新命”这一宏伟目标。这也就开出了“中体西用”和“西体西用”之外的第三条探求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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