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读书笔记(5)

的看法以及划分，还有对“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生活”，或者“什么样的政体才是理想政体”等问题的判断也是截然不同的。

柏拉图对政体的划分是非常简单的，可以说，实际上只有两种政体：现实的和理想的。现实的包括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治（1.P313），都是不正当的和应该遭受批评的；理想的就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言辞设计出来的哲人王的理想城邦。之所以说在柏拉图那里实际上仅有两种政体划分是因为在他看来，任何现实政制，如果没有朝着理想城邦迈进的话，最终都会归于僭主政制这一城邦的最后祸害，无可挽回。当然，这种政体划分是亚里士多德所无法接受的，这是和他们对政体进行划分的目的不同有着直接关联。柏拉图的划分的目的在于找到最恶的政体形式，并与最好的政体即哲人王的政体进行对比，论证最正义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最不正义的生活也是最不幸福的生活。而亚里士多德的“分清并列举每一类型的政体的诸品种”的目的在于“考察哪种政体最易实施”以及在各不同政体中“考察哪一类适宜于哪一类公民团体”，进一步的目的在于，人们选择了政体之后“应该怎样着手进行”。（2.P180）

因此，同柏拉图对所有现实政体的无差别批判不同，亚里士多德虽然对他的“2×3”的六种政体形式中的某些政体持一定的批判态度，但更核心的目的在于寻找如何能使各种政体得以稳定或得以保全的途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甚至当起了僭主的老师——虽然这种政制是他强烈批判的。当然，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各种政体形式的时候绝非是“价值中立”的，他的价值倾向突出表现在他认为任何变态政体若想保全，就必须过渡到相应的正宗类型。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各种变态政体的“出谋划策”中明显看到。比如他认为“就寡头政体而言，应认真注意穷人的利益”（2.P271）对于僭主而言，“在他的人民面前，应表现为大众的管家或本邦的仁王，而不是一个专制的僭主，应表现为自己不重私利而为万民公益的监护人，应以克己复礼为平生素习，万事不为过分”，这样最终导致僭主统治“既可以因此较为持久；自己的习性也必日趋于善良”（2.P301）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注意穷人利益的寡头政体实际上已经不是寡头政体了，而具有了贵族政体的色彩；同样，能够达到这些要求的僭主也就不能称其为僭主，而具有了君主的特质。 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任何变态政体都可以有一条现实道路以复归为正宗政体并得以保全，甚至达到优良。反观柏拉图却并不认为不正当的政体向正当的政

体的过渡会如此简单——虽然不是毫无可能。柏拉图说：“有一项变动可以引起所要求的改革。这个变动并非轻而易举，但却是可能实现的。……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1.P215）因为：“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统治者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邪恶，我们用理论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可能实现。”（1.P255）这是首要条件，当然还包括柏拉图之后谈的的一些附加条件，比如“他们（哲学家——引者注）把所有十岁以上的有公民身份的大人送到乡下去，把孩子接受过来……用自己制定的习惯和法律培养他们成人”（1.P310）、“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1.P404）等具体手段。当然，就其现实性而言，是远远无法和亚里士多德的策略相比的。

三、可能的艺术与可行的艺术——《理想国》与《政治学》不同的理论特质 对于相同的问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具体体现在之前谈到的等等问题中。进一步的问题即在于追问这种不同产生的根源何在。用一个简单的判断来定义二者的分别，即：《理想国》实为一种“可能的艺术”，而《政治学》乃一“可行的艺术”。

“可能性”的表述贯穿《理想国》全书。我认为《理想国》包含的两大思想主题，一是描述善的理念以及生活，二是论证这种善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是纯理念的和超时间的。（《理想国》中的时间性问题比较复杂，在此不作展开）这两个问题以善的理念为中心，而论证这种善的可能性仅仅是对善的理念的一种佐证，即“关于正义之类美德本身我们也必须不满足于像现在这样观其草图，我们必须注意其最后的成品”。（1.P259）因为从根本上说，所谓“善的理念”本身即包含一切善的因素，现实性自然是其中之一，或者说，它必须具有现实性，否则它就不是“善”的——虽然这种“现实性”是以“可能性”的表述出现的。因此，柏拉图一再强调《理想国》中的理想城邦形式是“（我们）用言辞构建的”、“用理论想象的”，并且一直用艺术家画画来类比理想城邦的构成与治理。

因此，从“理想国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这个角度对柏拉图展开批判是无力的。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城邦无法实现的原因不是在于理想城邦，或者善的理念本身有问

题，而恰恰是现实的风俗、习惯、法律、政制，或更根本的说，是“现实的人”有问题，因此他才会提出要把所有成人赶出城邦，只留下孩子，并由真正的哲学家对他们进行系统教育，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伽达默尔才会认为，“教育”是整部《理想国》的最核心问题。因此，柏拉图从来不去迁就来自现实性方向的批判。因此当格劳孔认为“合意的城邦你（苏格拉底，引者注）是指我们在理论中建立起来的那个城邦，那个理想中的城邦。但是我想这种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的时候，苏格拉底回答道：“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1.P386）柏拉图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孤傲气质即在于此。但柏拉图《理想国》的目的绝非仅仅是要塑造一个“天上的城邦”而已，更根本的在于，柏拉图对谋杀了苏格拉底的希腊城邦政制强烈不满，因此借助对“天上的城邦”这一“可能的艺术”的赞美，表达了对所有希腊城邦的丑恶政治现实的愤怒与批判。

苏格拉底之死对柏拉图的震动是巨大的，直接引发了柏拉图对于一个事物如何既能“善”也能保持强大的问题的思考，换句话说，哲学家与现实城邦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之间的差异的根源就在于亚氏身为一个外邦人，根本不具有柏拉图的这种生活体验，因而他更可能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从纯客观事实出发，以他的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的标准，疏理150多个希腊城邦的政制现实，并探讨任何一种政制可能得以保全、持久的途径。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实际上就是一门“可行的艺术”。所谓“可行”即体现在《政治学》提出的五大问题上（2.P180）。在这里，亚氏不愧出身于医生世家，他在看待城邦政制问题之时，自始至终怀有一种“医生的眼光”，简而言之，他看待现实城邦的眼光是：首先是诊断，即明确什么样的是病态的，什么是健康的。变态政体就是病态政体，如想保全并维持，必须过渡到健康政体，即正宗政体；其次是治疗，即任何一病态政体过渡到健康政体的现实途径，对于各种政体的种种道路选择或治疗方案，亚里士多德的讲述是非常详尽的；最后，探讨一般政体的毁灭和保全的原因何在，即何种措施能够预防健康政体堕落为病态政体。当然，所有的问题都要遵守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即必须关注稳定性，因此亚氏才会把“效忠现行政体”作为担任邦中最高职务的人的首要要求（2.P271）。对于一个合格的医生而言，无论病人患的是什么病，把他治死绝对不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同理，即使对于僭主政体这一亚氏最憎恶的政体形式，他仍然本着医生的操守为其出谋划策，寻找其可能过渡

到君主政体的手段。

因此，在我看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差别是画家与医生的差别；《理想国》与《政治学》的差别是“可能的艺术”与“可行的艺术”的差别，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幅精雕细琢的美丽图画与内容详尽精巧的医书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讲，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论不满并进行批评是非常正常的——虽然我们可以想象，柏拉图对于这个学生的批评也是根本不屑一顾的。而正是因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这种思想差异的较量与争锋，使得整个西方思想史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最终枝繁叶茂，交相辉映。

参考书目：

1.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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