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读书笔记(2)

的无序和混乱。此外，他还从制度层面集中批判了《法律篇》批评它结合了平民制和僭主制这两种最坏的形式，从而使选举容易被特定群体左右。接下来亚里士多德对于法的变革提出了重要的看法：政治学是一门需要革新的技术，但是变法的危险是会削弱法律的威力。法律无法强迫人们服从，只有习惯才能做到。

第三卷作者从“德性”角度区分了好人和好公民之间的差别，提出了公民的基本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好人，但并非一个好公民；而一个并非善良之人也不妨碍其成为一个好公民。而公民即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对当时来说，基本这就是城邦政治生活的全部，因此公民的首要特征在于对于政治生活的关注。在其区分好人和好公民时，我们可以看到亚氏将政治独立与伦理的一面。然后是政体。这部分一直以来似乎相当受人关注，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思想集古希腊之大成，并影响了西塞罗等一批重要的思想家。普遍的且扼要的对于政体思想的描述是：正确的政体以正义为原则，以统治者利益为最高的政体都是它们的变体。正确的政体分为三种：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相应的变体也有三种：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但是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不应当在此止步。寡头制和平民制是按照居统治地位人数多少来划分还是按照财富的多少来划分？亚氏说，因为富人普遍是少数，穷人普遍是多数，所以对这两种政体的划分往往有上述两种误解。但这两种标准都不是根本问题，重要的是，寡头制的人民和平民制的人民对于正义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在于财富，后者在于自由。亚里士多德说，他们都仅仅看到了正义照亮了自己的那一个侧面。因此亚里士多德教导说，真正重要的在于人们应当意识到，城邦并非为了生活而存在，而是为了优良生活而存在，否则奴隶和畜生也可以组成城邦。进一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即使法治可以避免激情，但是法律的制定仍然受到利益群体的影响。对此，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出什么样的法律才是恰当。然后是另一个问题：如何面对城邦中极为出色的人？雅典等城邦的做法是陶片放逐，因为部分超过整体是危险的。但是亚里士多德说，这显然不符合城邦之目的是为了最高善。因此解决方法是所有人心甘情愿跟着这样的人，奉他为王。问题是，如何使这样的人获得和交出王位？因为城邦不仅仅是一代人的事，它关系到一代代人，因此若无一个习惯或者制度，这显然比失去一个哲人的统治更可怕。可是怎样的制度才能保证我们真正发现这样的人？当这个人去世以后，如果城邦中再

没有这样的人，政权如何平稳过渡？最后，如何在一个现实的城邦中实现这一点？

作者关于古代社会的论述就是这样的。他讲到，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在亚氏看来，显然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当法律的权威也在这种平民政体中失落时，这种平民政体就不复成为一个政体了。共和政体同贵族政体，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解，都可以视为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一者倾向平民而一者倾向寡头。但是究其所言，贵族制的价值标准是“德性”，而共和制则应当在于“平衡”，即完美的混合。共和政体的成员，应当无一人有意组织另外形式的政体。但是仅仅考虑权力的分配和制度的制约是不够的。正如统治者必须考虑财政问题，城邦的设计者也必须考虑优良城邦成员的生存问题。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也许在亚氏看来，中产意味着财富可以使人们“节制”并“慷慨”地生活，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紧接着亚氏还讨论了整体变更的原因，首先是平民和寡头的冲突。他们的冲突是因为财产问题及分配的不均吗？不是。在亚氏看来，两者的冲突是因为信仰的不同，即正义价值观的不同。自由和财富（近代以来“财富”被“自由”取代，“自由”则被“平等”取代），两者的矛盾很难说是源生于人类中间还是随财产的分化产生，但是对于两种信仰冲突的关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素。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殊不知在僭主看来，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借以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如果我们参看色诺芬的《希耶罗》则更可以明了这点。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

第四、五卷在后三种政体上讨论了各个政体的不同形式和组织、灭亡与保存。作者延伸了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的“幸福的生活在于无忧无虑的德性，而德性又在于中庸”的观念，认为中产阶层最具备这种特征，城邦由他们占主导地位可以兼顾贫富两个阶层的利益，也可以保证城邦的稳定。 平等包括数目上的平等和比例上价值或者才德的平等两方面，对平等的片面认识会导致政体的覆灭

和变更，所以对待平等应两方面兼顾；为了防止某个部分的势力过分膨胀，要么把行政管理权和行政官制分别授予对立的两部分，要么就增加中间阶层的力量以防止因为不平等造成的动乱。

作者在第六卷详尽讨论了平民政治和寡头政治的专门组织，发现平民政治主要特征在于主张平等，但是不考虑资格；主张自由，但着眼于放纵；指出对待对立阶级不可以去欺骗而应当慷慨以防止政体的瓦解。

作者在第七卷探讨最优秀政体和最值得选取的生活，这里提出了善的分类：外在诸善（比如财富）、身体诸善、灵魂诸善。灵魂诸善是最崇高的，因为它比享有极大的外在的善会产生更大的幸福，而且由于它的存在，前两者才是适宜的，“最优良的生活对于个人或城邦共同体而言，是具备了足够的需用的德性以至能够用拥有适合于德性的行为的生活”。作者还描述了他的理想国：一定规模的人口、领土，还有公民的品格，这是城邦构成的必要条件；农民、手工业者、武士、富人、教士、法官，这些是城邦的部分；应当让一些人年轻时是武士，年长后是统治者，最后成为教士，因为他们拥有了闲暇时间，土地财产应该属于这个阶级而不是耕种者，因为耕种者不是公民而是奴隶或者是农奴。农民、工匠都不是城邦的公民，只有武士、统治者、教士一直是城邦的有机部分。土地还要部分的国有化，把它作为共餐的消费，对于私人土地，每个公民应当有一块接近疆界的地和一块接近城市的地，这样既可以公平也可以让大家关心保卫国土。

最后一卷主要讨论了教育，幸福首先依赖于美德，其次是外在诸善，美德依赖于本性、习惯和合理的生活规律，教育与美德所依赖的后两者有关。教育又是为了培养高尚的情操的，所以不应该局限于技艺。肉体的发展早于灵魂，嗜好的发展早于理性，所以教育也应该先从肉体开始，次为嗜好，次为理性。还有，教育是为了培养公民适合于政体的品格而实施的。教育应当立足于中庸、可能的与适当的准则。

三、一点研究方法和特点总结

以上是从结构和内容的角度来记录的，此外，从方法论的角度，该书的研究方法及特点如下：

首先，作者中途抛弃了从传统的理性思辨构建理想国家的逻辑思考方式，转

而探讨切实可行的最好国家，最终形成了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错宗交织的更为复杂的理论体系。

其次，在论述城邦的目的和起源问题上，作者采用了由事物的起源来探讨事物的属性的办法即我们常说的发生学的或者叫做溯源的方法；而在论述理想城邦、优良城邦以及各类政体的时候，则采取了历史的和实证的方法。

第三，亚氏的政治理论是植根于道德语言之中的，虽然不像柏拉图那样用“善”的理念来思辨国家构筑起政治理论体系，但是他与柏拉图一样都树立一个到的终极目的作为城邦的根本目标。萨拜因指出亚氏政治哲学中“国家的道德性质不仅支配而且可以说完全笼罩着它的政治性质和法律性质”。虽然，亚氏把政治学和伦理学分了开来，但亚氏仍然有着深厚的国家伦理化，政治伦理化的色彩。比如麦金太尔就认为亚氏体系中的《伦理学》与《政治学》两者都属于关于人的幸福的实践科学，研究什么是幸福，幸福由何种作为构成，如何达到幸福。前者告诉我们和中生活形式对幸福生活是必要的；后者（政治学）告诉我们何种宪制以及何种政体的产生并维护这种形式。

第四，亚氏的政治理论涵盖理想和现实的两大领域，他对现实政体类型及各自的制度安排都作了描述与概括，他的政治逻辑也贯穿了理想国家和最好国家这两个层面。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读书笔记

轴心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在希腊，尽管过去人们对于祖先和神灵有着类似于在中国一般的敬意和崇拜，但是这种敬意和崇拜先是随着逐渐平民化的革命从政治上逐渐驱逐，又在被哲学家们寻求智慧和真理的努力所逐渐打破。苏各拉底的死意义重大的一点是一颗古往今来可能是最伟大的头脑中思想火花之熄灭并非由于专制君主或寡头出于

控制思想的需要和对于独立思想者的恐惧，恰恰相反，是出于民众的无知、对真理的恐惧和传统的力量。

柏拉图因此对民主政治不抱好感。这位理想主义者因此走向了理性主义极端的一个高峰也即追求“类神牧”的或者“哲学王”的统治（另一个高峰显然要等到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们如卢梭和康德等的出现来补充）。然而可贵的是，严谨地秉持“中庸”之道的亚里士多德对他的老师进行了可贵的背叛。

《尼格马可伦理学》相当完整地论述了一个完整的人在德性和品质上所能达到的高度，但是，一个人要达到这样的高度显然不可能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分开，因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因此亚里士多德开始准备讨论什么是比较理想的政治体制。

第一卷仍然应当视为对展开论述的一个准备工作。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家庭，原因是城邦的基本构成单位就是家庭。但是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那些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关系由血缘的家庭关系演化而来，因此家长制、宗族关系、大宗权和父权是普遍存在的。当孔子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时，我们应当牢记，那是当时的真正政治形态，因为事实上治理“国”的统治者们，正是以管理家族的方式统治的。

但是在希腊这不同。基于血缘的家族政治链条在一个时期被砍断了。对此，人们的记忆是，君主制被贵族制取代，贵族制又被民主制取代。正如古希腊普遍提到的一个古老的政治故事：当一个僭主的妻子抱怨他留给后代的权力被严重削弱之时，僭主答道：“恰恰相反，是加强了，因为权力的被制约使王位的稳固有了保证。”

亚里士多德像很多哲学家一样注意到了治家与治国、牧畜与牧人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一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中庸”和实际永远是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最好注解。亚里士多德尽管承认“并非所有奴隶或所有自由人都是自然奴隶或自然自由人”，但是，与柏拉图“构成人的材料”的神话如出一辙，“自然打算让人们这样，一部分人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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