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农民富裕农民(4)

　　  乡镇收入八成为“义务教育”所占
　　但是对乡政府来说，教育也是他们的老大难问题。按照中央规定，每级政府负担各自辖区内的义务教育，这样，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全由乡镇一级政府来承担。长冈乡全乡有480多位教师，90多位退休教师，长冈乡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预计总共有460万的财政收入，其中有176万来自特产税，100多万国税和地税（主要是农业税），147万罚没收入，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收入统筹款，财政收入的80%被义务教育这一块占去了。乡党委吕书记说：“这还指的主要是全乡480名教师的工资，还没计算校舍与教学设备的投入”。由于实行乡镇财政包干，教师的工资全部由乡财政支出，乡财政主要经费用于教师工资，形成了教师工资“国家请客，地方买单”的情况，使得财政极为紧张。因此乡政府极力缩编教师队伍，压缩开支，拒绝招收新的师范毕业生。一方是待分配的毕业生，一方是缺员的老龄化的一线教师，双文本来水到渠成的供需平衡在乡镇财政紧张面前失衡了。最近两年公务员接连几次提工资，长冈乡政府，实际上很难有财力满足这一要求，作为公务员的教师工资增加一直落不到实处，成了一个美丽的“画饼”。对于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内地乡镇来说，行政与教育的压力就几乎把自身压垮了，处于“破产”或者“破产”的边缘。这种财政压力，最终会转嫁给农民，形成“农民买单”的情况，不加重农民负担，就无法保证工资发放，无法使基层政府运转起来。
　　然而，对于实行乡镇财政包干的县级政府来说，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兴国县10万在校生，在岗教师有4800人，教学点极为分散，有小学教学点600多个，形成了教学资源的浪费。如果进行教学网点调整，学生家长有非常大的意见。另外，政府机构极度膨胀，兴国县教委主任说：“10年前教委有12个编制，现在已经膨胀到72个。教育经费只能勉强保证教师的工资”，据县教委介绍，县财政40%以上用于教育，而前几年则更高。
　　这种教育经费压力的层层转嫁，一直到最基层的政府，最终直接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不管是东部和中部都是如此，长冈乡情况所突出的是，这种压力把基导政府推到了破产的边缘，严重影响了义务教育的发展和质量。
　　  教育制度严重偏向于精英教育
　　造成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有多种原因，其一是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中提到，1995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色列最高，为7.0%，挪威为6.8%，瑞典和芬兰为66%，丹麦为65%。多数发达国家为5%以上。而发展中国家中较高的为巴西(5.0%)、马来西亚(4.9%)、墨西哥(4.6%)，韩国、泰国为3.6%左右。而即使在1998年，中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过为2.55%。
　　其二是我国教育经费分配不合理。经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初等教育的全部或主要费用，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往往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中提到，在日本（1980年），国家承担了初等中等教育经费的25.4%，县级政府（相当于我国的省）承担了67.8%；美国(1979)联邦政府承担了8.5%，州政府承担了40.1%；德国(1978)联邦政府承担了0.3%，州政府承担了74.2%。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方面承担的责任太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
　　其三是现行的教育制度严重偏向于“精英”教育。在有限的教育经费的使用中，我国高等教育的比重过高。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级教育生人均经常性经费之比，中国为1:2.65:38.70，为各国最高；而印度为1:1.59:8.88。中国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精英”教育的路线：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非基础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实行重点学校制度，集中优势资源培养少数优秀人才。而其他所有国家则相反，优先发展基础教育领域，实行免费的基础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则是收费教育。美国如此，日本如此，韩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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