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去年，我国农业附加值占GDP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27%降到15.2%，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占总劳动力50%的人群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占总人口60%的农村人口提高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也许只有把一部分农民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减少农民的数量，方为良策。本刊这一期刊发的这组专题报道，对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浙江省嵊州市甘一村的发展变迁所进行的追踪调查，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部内陆，近年来农民种粮收益出现节节下降之势，粮食种植已成为一种比较劣势产业。不改变这种情况，“稳定农业生产”将成为一纸空言
　　  种田不赚钱，农民泪涟涟
　　国家对于农业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无粮不稳”是数千年中国历史给我们的警训，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人们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十五规划”纲要中提到：“要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然而这个“国民经济的首位”的发展却不尽顺利，从宏观的指标看，过去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下降，已明显低于现时生产能力。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199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最高峰，为51230万吨，2001年下降为45000万吨，已低于1993年的水平，比1998年减少了6230万吨，在过去4年（指1996-2000年期间），全国农产品销售价格指数累积下降了22.6个百分点。
　　在国际和国内农产品供大于求且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农产品并不具有竞争力，农民通过农业增加农业收入的可能性愈来愈少，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越来越小。我们的调查在微观上证实了这一点。
　　  种田不合算  农民不种粮
　　在江西长冈乡，我们调查的10户农民中，每户都种粮食，但都是只种供家庭消费的口粮，只有一户种了10多亩地的柑桔、蔬菜等经济作物。参加农业劳动的也大多是家中妇女儿童老人，当地人戏称为"386199"部队。
　　浙江甘一村农民则离农业更远，1/3的家庭没有农田或者自愿放弃农田，1/3家庭拥有农田但是将它转包，另外1/3家庭种植农田，却将主要工序承包出去，只有不到十户农民完全自己劳作，但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老农，耕种农田的只剩下"99"部队。当地的村干部说：“村里40岁以下的劳动力几乎没有种田的了，30岁以下的从没有碰过农田，剩下的只是舍不得土地的老农了。”
　　农民不愿意种田的理由是充分的。农民们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方面种田成本如种子、农药、化肥价格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粮食价格不断下滑，种田的收益持续下降。长冈乡的地理位置每年能够种植两作粮食。每亩产粮约800公斤，早稻、晚稻各400公斤，以早稻每50公斤粮食37元、晚稻每50公斤46元计算，每亩产生收入664元，其中化肥农药费用100元，耕地费用60元，水电费40元，种子20元，这样每亩地能够收入428元。长冈乡人均摊派约120元，人均耕地7分，平均到每亩地摊派约170元，这样每亩地纯收入258元，以一家四口平均三亩地来说，如果纯粹务农种粮食，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为840元，还不到1000元，即使是不考虑家庭其他支出，单单一个孩子的教育就足以使得这个家庭捉襟见肘了。据估算，这样一亩地一个劳动力需投入30个工作日，平均每个工作日能够得到的收入不足10元，如果外出劳动并找到工作，每天收入远在10元以上。
　　对于沿海地区的甘一村来说种粮的吸引力就更加小了。甘一村灌溉便利，气候适宜，属于粮食高产区。这里最多一年可以种三季作物：早稻、晚稻、小麦，亩产在2000斤左右。据当地有经验的种田户介绍，如果完全自己劳作，种植一作单季稻一亩田需要种田成本总共约为250元，需投入15个工作日，总共能够收入1000斤稻谷，以现在的单季稻市场收购价每50公斤稻谷55元计算，折合人民币收入约550元，纯收益300元，平均每个工作日20元，如果种植两作，需投入的工作日和成本加倍，总共能够收入750公斤稻谷，即使价格不变，折合人民币收入825元，纯收益325元，平均每个工作日11元多；如果种植三作，投入的工作日和成本变为三倍，总共能够收入1000公斤粮食，折合人民币收入约1100元，减去成本以后纯收益350元，平均每天8元多。而且，以上的分析都是基于村集体已经将农业税和灌溉费用统一支付，不计入成本的前提下，如果计入这些费用，农业收益将会更低。离开农业务工，最低收入每天都有20多元，因此，当地40岁以下的青壮年几乎没有下田务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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