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农民富裕农民(2)

　　不种田成了最优的选择，村干部说：“2000年上级要求稳定粮食生产，增加早稻的种植面积，结果总共种植的不到5亩，还不到上级政府要求数量和最终上报数量的百分之一”。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甘一村村民选择了次优项：种植单季稻。一方面是因为有些老人不愿意离开土地，一方面是许多农户将它作为一种心理的保障，如果将来改革开放的政策有变，他们可以回到农田过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情况下，继续种植的农户将主要的工序都承包出去，如雇人收割、种植，同时发展新的种植技术，如撒种、抛秧、除虫施肥同时进行等，尽量减少工作时间，每亩成本增加到约为350元，但是只需要5个工作日（去农田5趟），这样就减少了对非农工作的影响，农户自己只负责除虫、施肥、晾干等程序，基本上没有重体力活。一位甘一村私营企业主这样说：“我们不放弃农田，万一情况有变，还是要回来接着种田。”
　　非农收入撑起半壁江山
　　农业收入的比重在不断的下降，对于长冈乡来说，打工收入已经超过粮食生产成为第一大收入。从得到的数据来看：种植基本的粮食作物收入一般只占30%，其他经济作物（甘蔗、花生、烟叶）以及养殖收入占20%，打工收入的比例在50%左右，非农收入已经撑起半壁江山。非农收入主要来自打工的收入。在农业之外，长冈乡本地工作机会不足，县城的企业亦不太景气，本地劳动力难以消化，外出务工成了第一选择。我们的调查表明，长冈乡大约有60%以上的男劳力出外打工，外出打工主要有两个地点，一个是珠江三角洲，一个是本地县城，但是在本地以打短工为多（主要是建筑小工）。在调查的长冈乡4个村中：塘石村4248总人口有1100人长期在外打工，上社村3650人中有1100人外出打工，榔木村3600人中外出打工者超过50%，我们没有得到长冈村确切的数据，但是村民说：“村里都很难见得到壮年劳动力了。”
　　对于甘一村农户来说，粮食收入早已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在总收入中的比例，约占5%上下，而且不是现金收入，只是解决家庭的口粮，或许解决了一部分老人的社会保障甚至心理保障，绝大部分的收入都来自于其从事的非农产业。与长冈乡不同的是，当地能够提供的工作机会较多，劳动力几乎都就地消化，全村约600名青壮年劳动力（20岁以上，60岁以下，20岁以下基本都在上学），约有250多个在本村的个体私营企业工作，100人左右在外地（临近乡村、县城、及更远）经商、办企业或打工，10多人种植蔬菜及养殖，以及少数赋闲待业者之外，其余都在本地经商。
　　  警惕农业生产出现萎缩
　　现在农田对于东部农村更多的是起到了一种心理保障的作用，经营农田收益很低，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放弃农田，导致农业的集约化经营的趋势难以继续。少量的土地自愿转包，多是短期不稳定的，没有一种正式的制度和法律加以规范。承包者不敢对农业大量的投资，影响了农业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60%以上来自于农业收入，贫困农民这一比例高达70-80%。他们不像东部地区或富裕农民，非农产业收入特别是劳务收入已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农业生产条件恶劣，自然灾害十分频繁，家庭小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交通条件不便，市场交易成本高，农产品交易比例低，再加上各种摊派税费比例高，非农就业和收入机会少，加入WTO以后农产品继续下跌的情况下，如何提高这些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虽然我们的调查反映出种粮还能盈利，但这是在不考虑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不管是在我们调查的东部还是中部，农业已经开始变成比较劣势的产业，种粮已经失去了对农民的吸引力。种粮盈利的多寡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粮食价格的高低和农民（农业）负担的多少。在农民负担沉重的地区种粮亏损也是常见的事情，最近几年李昌平所揭露的湖北监利的情况就是一个例证。我们的调查虽然没有观察到大面积的农田撂荒现象，可是零星散布的抛荒农田随处可见。另外，由于农业几乎没有什么收益，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现金投入明显减少，由1997年的人均支出437元到2000年降至为286.5元，累计下降了40%，这相当于全国农民对农业生产投入减少1200亿元。另外，农业贷款也大幅度下降，从1996年的2368亿元减少为2000年的1289亿元，下降了45.5%。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农民还会进一步减少对农业的各类投入，不仅减少资金投入，而且减少劳动投入，中国再次出现农业生产萎缩的情形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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