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上和观念上来看，调解和好的毛主义实践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假定党-政国家应当介入夫妻的“感情”。这种假定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旧的“极权主义”模式，即由党-政国家控制那些当今西方社会通常认为是超然于公共或政治领域之外的“私人领域”的事务，尽管西方历史上宗教权威（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会）一贯介入这些事务。这种假定也符合各种令人耳熟能详的毛主义公式化表达，尤其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观念，即，一旦与阶级敌人的“敌我矛盾”消除之后，社会将会处于社会主义和谐之中（毛泽东，1957[1971]；韩延龙，1982；杨永华、方克勤，1987）。共产党应当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促进这种和谐的关系，包括夫妻间的和睦。
党-政国家干预婚姻关系的一些有特色的毛主义方式并非那么显而易见。我们从上文讨论的案件中已经看到共产党权力微妙的或不那么微妙的运用。强制和高压无处不在，但从不单独行动。存在着大量的强调道德-意识形态的“批评”和“教育”。这种控制的关键之一是将日常生活的细节“提高”到更大的政治原则层面，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如此：于是，亲戚邻里被贴上了“群众”甚至“社会”的标签；家长式的态度和行为被贴上“封建”的标签；懒惰和喜好漂亮衣服则对应着“资产阶级”；工作和生活方式，则是由党来进行政治评价的“表现”，等等。此外，道德劝诫和意识形态教育还伴随着实际的物质刺激，诸如，上文讨论过的，帮助困难中的夫妇盖一所新房子（乃至为丈夫安排一份新工作）。
当这种制度的代理人以某些微妙的方式行使他们的权力时，情况可能不是那么一目了然：法官们习惯性地自我指称为“政府”，或至少放任他人这样看待自己——他们不仅是法院的官员，而且与党-政国家的整个权威机制融为一体；因此当地干部总在调解中扮演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而调解过程中对亲戚邻里参与的强调，也通过更大范围的社区和社会加大了对要求离婚的夫妇的压力。
此外，政治权力的行使也经过了精心包装，从而避免以专断的面目出现。因此，询问群众称为“访问”；询问当事人称作“谈话”。在上文讨论过的案件中，老法官与另一位合议庭法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总是首先让对方倾诉委屈和问题，然后才表明自己的观点。而他本人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意见，而且是通过彻底调查得来的客观真理。后者本身即是毛主义治理术和权力行使的特色，毛泽东本人就清楚的体现了这一点，例如，他的经典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他对兴国县、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报告（毛，1927，1941a [1967]）。“调查研究” 绝对不只是学者们做的事，而且是法官们（和干部们）用以行使权力的语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且实际上也是毛主义“群众路线”的领导风格/治理术（下文讨论）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的警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1941b）成为毛时代的法官、干部和官员们援用频率最高的格言之一。反过来说，一旦按照适当的方法（访问可信的党组织领导和群众）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者的意见的分量就大大加强了。这样，法官就能称他的裁决具有社会的和政府的权威。
有关婚姻和离婚的一整套语言本身即传达了党的立场和对那些要求离婚的人们的压力。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和（合）好”一词就是“和（ 和谐 或 团结 ）”加“好”。如上文看到的那样，和好被赋予了“团结（他人）”的政治意义。和好的正面价值是无可置疑的。相反，离婚是关系 “破裂”的结果，而“妨碍”婚姻的“第三者” 和通奸者都是过错方，另一方则是受害者——尽管婚姻法没有明确地为其贴上这个标签。至关重要的是，调解代表着某种极有价值的中国特色，乃是地方法院应努力将之发扬光大的。
与调解过程相联的还有一套特殊的仪式。作为毛主义治理术的“群众路线”的一部分，法官们总是亲自“下”乡调查，而非传唤证人到庭坐堂办案，后者是毛主义司法重点批评的审判模式。我们已经看到，访问和谈话的适当方式是引导当事人和他们的亲戚邻里自愿参与并如实地表达他们的观点，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纠问。最有效和重要的一点或许是，调解不应满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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