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想要把握当代中国的法庭调解的真正性质，并区分虚构和现实，离婚法实践中的毛主义调解和好或许是最具特色和启迪作用的。不能按照传统的调解来理解它，前者主要以社区为中心并以妥协为基础（而法庭调解，我们应该记得，在传统调解中是很罕见的）。它也与西方的调解不同，后者完全脱离法庭的判决和强制。相反，调解和好所运用的毛主义调解诞生于一段独特的离婚法实践的历史，那些实践融合了多种要素，包括传统的和现代的，农民的和共产党的。它涵盖了一系列的实践和观念：它运用道德劝诫、物质刺激、以及党-政国家和法院的强制压力来抑制单方请求的离婚，从而尽量减少激烈的对抗；其构造性的观念是感情，即视夫妻感情为婚姻和离婚的至关重要的基础；它的实践逻辑是既要结束没有良好感情的旧式婚姻，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护有良好感情基础的新式婚姻。这些构成了毛主义离婚法实践的核心，因而也是整个毛主义民事法律制度的核心。直到今天，它们仍是中国司法制度最具特色的一面。
【参考文献】
访谈
1993年9月6日至10日，每天上午9至12时，下午2至5时，我对松江县法院的法官、华阳镇司法助理、华阳镇上及村里的调解人、以及村干部和当事人进行了9次访谈。1995年1月30日至2月8日，访谈江平（1986年《民法通则》的主要规划者之一，及《行政诉讼法》的主要规划者）6次。1999年3月15日，就《民法通则》的起草，访谈肖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民法司前司长）1次。1999年3月16日，访谈巫昌祯（2001年4月28日通过的对1980年婚姻法的修正案的起草人之一）1次。引用这些访谈时，我均用“INT”注明，接下去是年份，以及每一个访谈的序列号（每一年的访谈均以连续的数字排序），后两项之间用“-”隔开。1995和1999年的访谈还注明了被访谈者的姓名缩写（如用JP指代江平：INT95-JP-1）。有两处引用了Kathryn Bernhardt 1993年对松江县法官和司法人员的访谈，以“-B”注明，其余同上，如INT93-B-3。
案卷
所引A县的案卷注明A、年份（即1953、1965、1977、1988、和1989年）、以及我自己的编号。排1到20的是我所获得的当年的第一批案卷，排01到020的则是第二批案卷（如A1953：20；A1965：015）。A县法院本身用年份和结案日期的数序为案卷编号。由于这些案卷尚未公开，我避免使用法院自己的编号和诉讼人的姓名。
所引B县的案卷同样注明B、年份、以及我自己的编号。1953、1965、1977、1988、和1989年每年的案件排1到20，1995年的案件则排1到40。
出版物
丁玲（1942）：《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
《奉贤县法院志》（1986），无出版处。
《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重要文献》（1953），人民出版社。
韩延龙（1982）：《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历史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韩延龙、常兆儒编（1981-84）：《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湖北财经学院编（1983）：《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资料选编》，无出版处。
黄宗智 (2000 [1986]):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_____ （2001 [1998]）：《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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