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法实践：当代中国法庭调解制度的起源、虚构和现实(4)

签署一份更正式的“调解协议”。

一个内容详尽的标本可以告诉我们有关调解的实际运作详情。1977年9月，B县一位25岁的农村妇女向县法院提交正式离婚诉状，她来自贫农家庭， 4年前结婚（B, 1977-16）。起诉书由她本人撰写，其用语和笔迹显示出作者仅受过小学教育。9据称，她的丈夫也是农民，两人婚后与鳏居的公公同住。公公开始待她很好。半年后，媳妇生了一场病，公公自称是“半个医生”，借照顾为名在她身上乱摸，并许诺如果媳妇顺从就给她买东西。遭到拒绝后，公公对她的态度变得凶狠而暴躁，处处刁难，有一次甚至还殴打了她。这位妇女还称，丈夫站在他父亲的一边。每当她向丈夫诉及公公的不是，就会招来愤怒和殴打。

在过去的三年里，这对夫妇经常吵闹。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们连同他们的亲戚已在村里调解过他们的婚姻问题。一次在众人在场的场合，媳妇向他们诉说了公公的所作所为。起诉书称，公公先是抵赖，但经过调解人主持的两天两夜的讨论，最终承认了自己的行为。尽管如此，调解人还是力劝她给公公一次改过的机会，其中一位调解人甚至还找她母亲来帮助他们和好。然而，此后的事情只是变得更坏了，公公继续刁难她。她的丈夫惧怕父亲。一次，父子俩人因不见了一点儿肉汤起争执，父亲打了儿子，儿子竟然服毒自杀，在医院里呆了两个月。1977年4月，女方回娘家住了三个月。现在，她要求离婚。

根据正常的程序，女方本人去了法院向一位法官口头重申了她的诉讼请求（这是两周半之后，即9月23日的事）。一份“接待笔录”逐字纪录了这次面谈的内容，并附有这位妇女的指印。

两天后，即9月25日，作为被告人的丈夫也来法院面谈，陈诉事件的另一面（这也符合通常的程序）。他确认了妻子所讲的部分事实，主要是他父亲对媳妇行为不检，承认其父确实有错。他还承认自己的确很怕老头，当因为肉汤而挨打时试图自杀。但丈夫也指出妻子喜好漂亮衣服的缺点，当他父亲不让媳妇花钱购买这些奢侈品时，媳妇便赌气。此外，他因最近的唐山大地震伤了后腰而不能干活，家里的经济状况恶化，加剧了夫妇间的摩擦。据丈夫讲，妻子抱怨他无能，不肯起床为他做早饭。然而，他反对离婚，希望与妻子另建一所他们自己的房子而完全从父亲家中搬出去。他认为那样一来夫妻间的大多数问题都会随之消失。这次面谈同样记录在“谈话笔录”之中。

至此，法官们开始着手撮合这对夫妇。10月15日，仅仅在这位妻子来访法院的3周后，法院的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下到”这对夫妇所在的村进行调查。10他们首先会见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者对女方很反感。据他说，这个女人的邻居都知道她有点懒，有时还偷偷自己“做小锅饭吃”（而不是正当地与全家人一起吃“大灶”）。她还粗鲁地抱怨丈夫“吉八（鸡巴）不硬”，又一次甚至伙同她的妹妹打了丈夫，事后反赖丈夫打了她们。这位党支书还谈到，做公公的相当吝啬并说话下流，他很可能对媳妇有过不规矩的举动。他的确也曾因为弄丢了一点儿肉汤这样的小事，打了儿子，使得后者服毒。但是，党支书认为，夫妇俩的问题归根结底源自窘迫的经济状况，不知道如何持家。除此之外，两人的关系中并没有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次谈话逐字纪录为一份“访问笔录”。

当天上午，法官和陪审员接着访问了当地“治保主任”和丈夫所属生产队的代理队长（作为最基层的干部，比大队支书更接近当事人的家庭）。两人谈到，他们已数次参与调解这对夫妇。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指出大队党支部内部存在不同的意见。他们对事情的看法与党支书有差异，更倾向于批评公公，而不是媳妇。尽管公公曾经否认调戏媳妇，这两位干部却知道他曾有过类似的行为：他做裁缝时，对前来做衣服的妇女手脚不规矩，以至后来再也没有顾客上门。媳妇的问题是有点懒，不爱干活，和她一起劳动的人都知道。但他们认为，总的说来，其实夫妻俩人感情不坏。

按照标准的程序，法官和陪审员也走访了“群众”——在本案中是男方29岁的叔叔，和当事夫妇住同一个院子。他参与了公公与小夫妻间的分家。当时，媳妇想要缝纫机，大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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