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年长法官还和原告的父亲见了面，村代理治保主任也在场。像往常一样，他让对方先发言。当这位父亲絮絮叨叨地抱怨他的姻亲们不可信，说一套做一套时，法官叫他讲得具体一些。后者于是举了许多具体的例子，并重复他女儿“要求政府给我断开”的主张。法官则说，“我们把调查的情况和你们讲一下…从你们的婚姻基础看是不错的。开始闹离婚主要是因为她公公作风不正派。”他接着说，“通过对…的公公进行批评教育，现在也有了新的认识，答应…他们盖房子把砖、木料给他们，并且尽所能…进行经济帮助。同时大队也为他们生活问题进行考虑，将来做适当的安排。”
三天后，10月22日，老少法官和陪审员来到女方娘家，在当地的治保主任陪同下与女方及其母亲见面。法官们一开始就表示已经批评了公公，丈夫也动手盖新房子了，然后问：“你有啥看法？”在物质刺激和道德-意识形态压力的双重攻势下（这种攻势不仅是由法官发动的，也是在村干部及女方亲戚们协作下施加的，尽管后者的努力并不见之于正式的会谈纪录），女方的态度已明显地大为缓和。她说：“政府（又是 政府 ）要是把他们教育好，我们感激不尽。”法官们继续向她施压：“他们已表示悔改…所以我们…动员你回去…如果他们不改，你们再离。”又问，“你们还有啥要求？”女方回答，“我可以回去，但是缝纫机得给我”，法官表示可以，但要允许公公使用。因为他瘸了一条腿，要靠这台机器谋生，而这样也可以减轻小夫妻俩的负担。原告又提出要一份保证书，担保她能得到缝纫机，法官同意了她的条件。 10月27日，主审法官回到这对夫妇所在村庄，先后与原告公公和丈夫谈话，同时在场的还有村治保主任。公公答应他今后不会再试图控制这对年轻夫妇，并说儿子向他借40元钱盖新房子，他为了“团结”的目的也给了。丈夫告诉法官，新房子已经盖好，11他父亲也确实给予了帮助。丈夫本人去了妻子娘家两次，她答应回来，岳母也没有反对。法官询问是否还有其他问题，丈夫表示妻子担心他不能调到大队的种子场干活（较好和相对轻松的工作），但他认为只要和父亲分开住，夫妻间的矛盾就会减少。
十天后，即11月6日，案件最终在这对夫妇的新房子里了结，此时距原告递交起诉书仅两个月。到场的包括两位法官和陪审员、当事人夫妇、公公、大队党支书、生产队队长及治保主任。法官们开门见山地表示，把全家人聚在一起的目的是开一个“家庭和好会”，并宣布通过在两个大队做了工作，他们已促使这对夫妇和好。他们先对公公说：“你要克服封建思想，去掉老一套，放手让他们俩口子过日子，不要事事都包办代替。搞好家庭关系。”接着，党支书和队长轮流劝诫三个家庭成员多做自我批评今后改正缺点。公公作了大家所预期的表态：“领导上为我们的事操碎心，都是因为我过去的旧思想所致。以前那些封建思想我一定改，不犯老毛病”。女方也说：“今后谁说对听谁的。我说话直，以后别忌讳我。我盖房子借了很多钱，机器得给我。”公公接着说：“他们盖房子借的钱我负责，机器得我使用。”丈夫则简单地说：“领导讲的我听，今后一定改正缺点，搞好关系。”法官们作了总结发言，“今天你们都交换了意见。我们认为很好，希望你们今后搞好团结，共同抓革命、促生产（用的是当时的主要政治口号）。” 丈夫、妻子和公公都在调解笔录上签了名并附上指印，这份文件替代了在其它很多案件中使用的正式调解协议。12
在习惯了昂贵的诉讼费和按小时收取律师费的美国人看来，这种程序似乎不可思议。首先，两位毛主义法官不是呆在法庭内，而是到争议发生的地点开庭。在办案过程中，他们单独或共同到当事夫妇所在村庄去了四次，女方婚前所在村庄两次。在最后的和好结案会准备就绪之前，他们总共进行了五次有正式纪录的调查访谈，以查明这对夫妇婚姻不和的根源以及和好的可能性。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他们与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为设计出具体的物质刺激方案而进行的许多次非正式讨论。
这种调解也混合了法庭的强制和当事人自愿的服从。法官运用道德-意识形态的劝诫及物质刺激，不仅仅以法官的身份施加压力还借助了社区和家庭的力量，使当事人及其亲属达成他们预期的结果。他们还充分汲取了党-政国家独特的意识形态权威和当地村庄领导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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