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法实践：当代中国法庭调解制度的起源、虚构和现实(10)

达成一纸签名附指纹的协议书，还应当召开一个调解会，让相关当事人在既有领导也有群众在内的的社区公众面前一一表明他/她计划在今后如何改进。这样的实践乃是微妙地运用官方和社会的压力促使夫妻和好的具体体现。

就其目的、方法、语言和风格而言，显然不能将毛主义的调解简单地等同于“传统的”调解。我在另一著作中已经谈到，法庭调解在帝制时期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县官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图按照毛主义法官的方式来处理案件（黄宗智，2001）。诚然，那种有可能由乡村里的社区或家族领袖实施的法庭外调解与毛主义的公正制度有着某些共通之处：比如，对道德话语的运用、邀请公众（即其他社区成员）参与的仪式，等等。然而，旧式的社区或家族调解首先建立在自愿妥协的基础上，由一位第三方中间人居间说和。中间人诚然是那些在社区中受尊敬的人，但他们通常没有官职（黄宗智，2001：第三章）。这种调解既不求助于官方强制，也与强加共产党政策的做法大相径庭。

毛主义的共产党本身便将自己的调解实践同旧式调解人的活动作了区分，认为后者不过是“和事佬”，只关心促成妥协，却缺乏判断是非的（由意识形态或政策决定的）清晰立场。这种方式被称为无原则的“和稀泥”（韩延龙、常兆儒，1981-84：3.426-27,669）。至少在证实调解不可能之前，毛主义法庭对离婚的态度是一贯否定的。调解过程中的自主性也与传统的乡村调解不同。离婚请求人可以撤回或放弃请求，但不能自主地寻求其他人士或机构的服务。要获得离婚许可，请求人必须克服法庭反对离婚的态度，经历必需的法庭调查和调解程序，并服从法庭以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毛主义方式实施的权力。简言之，将毛主义调解等同于传统的民间调解会使两者都变得含混不清。

也不应将调解和好的毛主义实践与美国人关于调解的惯常观念相混淆。更确切地讲，所谓的调解和好实际上是党-政国家通过司法系统实施的强制性的消除婚姻矛盾的“服务”，在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都找不到它的对应物。毛主义中国之努力介入陷入危机的夫妻关系，积极地寻求改善他们感情联结的途径，是比较独特的。这种前所未有的事业只能通过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过程来理解。

历史起源

毛主义法律制度主要由两个历史进程所塑造。其一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早期对离婚的激进允诺和农民强烈反对的现实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从而形成的法律实践的演变。其二是农村工作方式的形成，呈现于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下得到发展的现代法律制度触及不到的地方。

激进的允诺和农村的现实

对离婚的激进允诺可以回溯到1931年在江西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当时正是婚姻观念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甚至连当政的国民党也在1930年的民法典中承认了性别平等的原则并制订了相对自由的离婚标准（黄宗智，2003：第10章）。在当时的进步思潮中，性别平等原则至少在理论上无可质疑（在自我标榜为革新者这一点上，国民党并不落后于共产党）。更直接更密切相关的影响源可能是1926年苏联《婚姻与离婚、家庭与监护权法》第18条的规定：“婚姻的解除基于婚姻中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也可由其中一方单方面提出。”（《苏维埃婚姻法》，1932：13；参见Meijer，1971：51）。

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婚姻条例》照搬了上述规定；第九条宣布：“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转引自 Meijer，”

1971：281；中文参见湖北财经学院，1983；1-4）。这种态度较当时的西方国家远为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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