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妇女运动(8)

中国妇女运动发端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晚清时期，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妇女首次提出“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15〕的口号，此后，这一口号一直是对妇女进行思想启蒙的最有力武器，先进女性无不把国家兴亡视为妇女解放的基本前提。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禁缠足”、“兴女学”也是为了强国保种、挽救民族与危亡中，而这两项重要措施不仅揭开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甚至影响着中国妇女运动的全部历程，这就使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呈现出了强烈的社会革命色彩。当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时，妇女运动也随之高涨，而当辛亥革命失败后，妇女运动也随之陷入沉寂，显然这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时刻与爱国救亡运动紧密相连，妇女运动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相比之下，西方妇女运动仅仅局限于妇女自身。

妇女运动的主体是妇女，而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却呈现出鲜明的非女性化倾向。一方面，男性思想家和革命家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戊戌时期最早的“不缠足会”就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女学堂也主要是由男子筹办、管理，辛亥革命前后翻译、出版的一系列关于妇女问题的专著也大都是由男性思想家、革命家进行的；另一方面，走向社会的先进妇女们仍然以获得男性那样的权利地位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中国的妇女是在男性思想家的启蒙下走上政治舞台的，她们认同了男性思想家的观点，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顺理成章地对准了旧的社会制度，并且还把在父权制下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的男子当作理想的化身。她们希望挣脱封建的枷锁，做一个像男子那样生活的人，这就使近代的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了男性特色，也因此而产生了所谓的“拟男主义时期”，〔16〕即一些妇女领袖在宣传妇女解放思想时，扮演的其实是一种模拟男性的角色。她们近乎盲目地模仿男子的动作、行为，甚至是有悖于道德，以发泄对不平等现象的强烈不满。因此，有人形容道：“她们从服装到行动到谈吐，没有一件不是效法男性。服装简朴的地方，行动矫捷的地方，谈吐豪放的地方，固然十分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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