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公共领域,她们通过参与全民族的公共生活,开阔了视野,表现出了不亚于男子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她们对女性所存在的价值和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潜质而进行科学的发掘和反思,从而发现了女性自身被压抑了多年的自然潜质,为此,她们不必再为自己天生低人一等而依附于男子,她们认识到完全可以从自身潜质出发,而不是从男性的尺度出发,充分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手封建思想毒害最深,在儒家思想统治下,女性受压迫的程度最深,时间也最长,三纲五常、“女子无才便是德”,还有对缠足的畸形审美观都长期禁锢和束缚了女性的健康发展。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女性屈辱卑贱地生活了数千年,到明清时期,终于有个别进步思想家提出了具有男女平等思想萌芽性质的观点。直到近代,中国才产生了相对成熟、完善的女权思想。甲午战败的空前屈辱和急迫而来的民族危机,直接刺激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强化了他们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他们在政治上进行中西对比,要求变法维新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妇女解放,并以“禁缠足”、“兴女学”这两个关系妇女身体解放和精神解放的问题为突破口,揭开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序幕。到二十世纪初,妇女思想发生了重大飞跃,促成这种飞跃的是西方的女权说,输入这种女权说的,是那些受到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的留学生,他们不仅自己直接接触并接受西方女权学说,还向国内大量介绍和翻译这些学说。1902年,马君武翻译出版英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西方女权思想的译著;紧接着《达尔文物竞篇》、《女人压制论》、《女权宣言书》这些力主男女平权的书籍都被陆续翻译介绍给国人,引起了广泛关注,《女子世界》杂志形象地描述到道;“约翰·弥勒,斯宾塞尔‘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挟其潮流,经太平洋汩汩而来。西方新空气行将渗漏于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培泽爱之花。”〔1〕1903年金一以西方女权为借鉴,著成《女界钟》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提倡女权的妇女专著,直接受弥勒、斯宾塞等人的思想启蒙而作,却遭到清政府的查禁,以致知之者甚少,但是它仍然在思想界进步人士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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