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妇女运动(3)

引起反响。柳亚子在《女界钟·后叙》中认为，“金君此钟，乃应时而响。”并断言：“不十年后，吾知若安玛利侬、苏菲亚、韦拉之徒，必接踵于中国无可疑也。”〔2〕事实上，也正如柳氏所料，金一的女权思想被后起的先进妇女所承继，提出了更成熟更系统的女权理论，并在几年之后就出现了秋瑾、何香凝、唐群英等妇女革命活动家。同时资产阶级内部具有女权思想的人士还围绕兴女权而办报刊、发文章、著书立说，其中，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陈以意主编的《神州女报》、沈敦和主编的《天足会报》等最具影响，在他们的大力鼓吹下，使戊戌以来的女权思想日益趋向成熟。

其次，妇女运动的内容不同，这又表现在妇女运动的参加者和争取的权利不同，以及运动的结果不同。

西方妇女运动最初是无产阶级妇女争取参与社会劳动的权利，以获得维护生存的经济收入，由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广泛运用高科技，使生产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高科技的运用使劳作简单化，客观上为妇女提供了走出家门，走向社会，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的社会条件，也使妇女的这一要求有了可能实现的机会，而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也确实雇佣了大批妇女。而这一权利的实现伴随的却是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待遇，为此，她们进一步要求争取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平等权利，以保证妇女的劳动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消除男女同工不同酬、女子升学、就业难等不平等事实，同时，女子也开始争取参政的权力，1878年法国成立了“万国妇女参政会”；1902年，美国成立了“万国妇女参政同盟”；1903年，英国出现了“战斗的参政派”；到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妇女运动史上出现了所谓的“第一次浪潮”（The First Wave），或者“妇女普选运动”，这是在承认现有政治、法律体制的前提下寻求法律保护，争取妇女享有参政权、受教育权，争取与男子同等政治法律权利的运动。这次运动对社会经济体制、婚姻和家庭发动了一系列抨击，斗争矛头指向那些将妇女排斥在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以及其他权利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十九世纪时西方各国大多都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中心是扩大选举权，各国通过不同的途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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