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妇女运动(5)

贴满了劝戒缠足的通告，在广州“放足者十有八、九”，〔4〕“闽粤缙绅之家，妇女不缠足者十已七、八”，〔5〕，山东的潍县“放足者不下千人”。不缠足是对夫权的否定，是妇女觉醒的表现，是她们谋求自身解放所迈出的第一步。

“兴女学”是维新派另一项有重要意义的措施。近代东渐的资本主义势力和西方科学文化，猛烈冲击了中国封建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一批刚刚“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们开始摆脱自我中心的文化意识，把中国同西方、印度、日本等多元化了的文明进行横向比较后认为，中国之“积困”、“错愚”的缘由是民众科学知识缺乏，与“女子无学”的社会状况有直接联系。因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呼吁清廷，“通饬各省，广立私塾，使女子皆入私塾读书”，则中国“利兴弊区，强盛有期”〔6〕这种进步言论为近代妇女科学文化教育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在民族灾难深重、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康、梁等维新志士根据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思想将中国妇女同西方妇女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女性的才智不亚于西方女子，只是由于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对待她们“宁惟不业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体，堵其耳目，黜其聪慧，绝其学业”，以致“闺阃以外，礼乐刑政，食货兵农诸事罕得闻焉”。〔8〕1898年6月，维新派人士经元善在上海创建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上海桂墅里女学校，亦称“经正女学”，后定名为“中国女学堂”。该校在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方面都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色彩，是近代中国女学的开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创办女子学堂，加强女子科技教育被作为救亡图存的基础，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连清政府也不得不把它纳入教育计划。此后，女子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在各地纷纷设立，除教会女学外，1960年全国有女学生306名，1907年为1853名，1908年为2679名，1909年为12164名。学校类型由小学、初等师范发展到中学、职业学校和高等师范；办学形式由官立、私立发展到公立、官立和私立并存；开课课程有以“相夫教子”为主的传统女工、闺训、礼教扩展到以师范教习为主的教育、音乐、图画，及以掌握技艺为主的算学、地理、格致等近代科学知识内容。〔9〕“女子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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