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媛诗话(4)

思想与意义，通过《名媛诗话》——女性文学史经典的编撰来纾解自己的才名焦虑，实现张扬才名的企图。由此，也就无形中掌控了清代（尤其是道咸年间）才媛诗坛的话语权／阐释权，并进而确立了她在清道咸年间才媛诗坛上的领导地位，并为女性文学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7-09-16 注释：

①罗伯特·司格勒斯著：《符号学与文学》，谭一明审译，台北：结构出版群，1989年，第223页。

②见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

③《名媛诗话》至少有杜松柏编《清诗话访佚初编》本（4卷）、光绪五年鸿雪楼刊巾箱本、光绪间上海寓言日报馆附刊本、民国十年刊鸿雪楼全集本与民国十二年沈补愚刊本（均为8卷）以及光绪间鸿雪楼刊本（15卷）。参看蒋寅：《清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34-535页。本文采用的为清光绪鸿雪楼刻本15卷（包括续集上中下），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1706]集部／诗文评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本文来自《名媛诗话》的引文，皆只随文注明卷数（包括续集上中下）及该卷页码。

④十五卷本，出版时间不详，所收诗至清咸丰四年(1854)，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本文所引沈善宝诗，除注明外，皆出自此集。 ⑤收于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三册，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南陵刊本。本文引用之沈善宝词，除注明外，皆出自此集。 ⑥据顾敏耀统计，《名媛诗话》总共评论了716名才媛。参见顾敏耀：《清代女诗人的空间分布析探——以沈善宝〈名媛诗话〉为论述场域》，载于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论文集刊》第11期（2006年6月），第102-156页。

⑦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94. ⑧参看同④，p.58.

⑨参见Grace S. Fo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 Shan Shanbao's(1808-1862)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Bill,Leiden,2.2(2000):295.

⑩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63页。

(11)对女性才名的质疑或肯定，在清代社会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参看王力坚：《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第17-25页。

(12)沈善宝对同时代才媛的最为推崇者，大概是见于对汪端的评价：“悱恻芬芳，闺中罕有其匹。”（卷6／页6）并借助吴藻诗中注释：“吾杭闺秀除汪小韫外，无出其右者。”（卷6／页8）然而，“悱恻芬芳”的限定词以及间接转引他人评语的处理方式，也可见其推崇似乎还是有所保留的。

(13)参看张宏生：《才名焦虑与性别意识——从沈善宝看明清女诗人的文学活动》，《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31页。

(14)西方自传研究者对女性自传不感兴趣，其原因是认为女人的生活往往局限于家庭，没有公共空间，不能缔建丰功伟业。因此女性在提笔写自传时，往往自惭形秽，或是遭到许多外在的阻力。参看朱崇仪：《女性自传：透过性别来重读／重塑文类》，载《中外文学》第26卷，第4期，1997年9月，第134-135页。

(15)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康熙六年清音堂刻本）也是以人为主的体制，但只是一人一条（包括人物、评述、选诗），虽然条理分明，却缺乏书内互文（相关材料的互补），更鲜见作者的自我指涉，而且对清代才媛的评述仅止于清初。

(16)参看John Frow, Marxism and Literary

History(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28. (17)(18)参见蒋寅《清诗话的写作方式及社会功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第16页。

(19)参见Grace S. Fong, \Shen Shanbao's(1808-1862)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

(20)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第798页。

(21)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第786页。

(22)Estelle Jelinek, Women's Autobiography: Essays in Criticism(Bloomington: Indiana UP,1980),pp.x-xi.译文参考朱崇仪《女性自传：透过性别来重读／重塑文类》，第136页。 (23)菲利普·勒热讷著：《自传契约》，杨政国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21页。

(24)沈善宝侄子沈继曾在为《鸿雪楼诗选初集》所作跋中称：“姑丈自山西朔平府告归就养在京。”（跋2／页1）又，从沈善宝密友顾太清《哭湘佩三妹》诗五首（及其注）得知，同治元年(1862)五月二十九日，太清过访；别后十日，即六月十一日，沈善宝与世长辞。可见，沈善宝生命的最后日子，还是回到了北京。

(25)Sidonie Smith, A Poetics of Women's Autobiography: Marginality and the Fictions of

Self-representation(Bloomington: Indiana UP,1987)，p.39.译文参考朱崇仪：《女性自传：透过性别来重读／重塑文类》，第137页。

(26)方秀洁即在其论文中专设一节来讨论《名媛诗话》中女性诗人家系的自传书写(auto/biography through female poetic genealogy), Grace S.Fo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 Shen Shanbao's(1808-1862)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 \

(27)参看川合康三著：《中国诗歌中的自传》，蒋寅译，《咸宁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第23-28页。

(28)胡晓真即指出沈善宝是自传欲望十分强烈的女诗人，可由她的作品追溯她一生的经历。参见胡晓真：《艺文生命与身体政治——清代妇女文学史研究趋势与展望》，《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3期（2005年），第42页。

(29)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p.320.

(30)方秀洁即是以沈善宝的《鸿雪楼诗选初集》与《名媛诗话》为例，考察其自传／传记书写的表现。参见S.Fong,\and Writing Lives: Shen Shanbao's(1808-1862)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沈善宝的侄孙沈敏元在为《鸿雪楼诗选初集》作跋时便已指出：“诗选与诗话中涉及吾家轶事甚多，可补谱乘之阙。”（跋3／页1）

(31)张彭寅：《从〈渔洋诗话〉观清人分辨“诗话”与“诗说”两种体例的意识》，《追求科学与创新——复旦大学第二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332页。

(32)M.H.艾布拉姆斯著：《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1页。

(33)王先霈、王又平编：《文学批评术语辞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37页。

(34)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p.227.（中外）女性通过叙述人的身份体现主体性有多种表现，但自传体叙述始终是体现女性主体性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参看朱崇仪：《女性自传：透过性别来重读／重塑文类》，第133-150页。

(35)参见Grace S.Fong, \Shen Shanbao's(1808-1862)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

(36)方秀洁在“Writi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 Shen Shanbao's(1808-1862)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pp.259-303)中，即常用这两个概念指陈沈善宝在其诗歌创作及诗话编撰中的自我指涉。

(37)明清时期，“同谱”之称即“同年”之意，指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

(38)方秀洁亦认为，沈善宝的自传／传记书写打破了以往一般的惯例与界限，在文本与文类中穿插自我反省的评论，从而形成了一个互文性与内文本自我书写互动的建构。同①，p.302.

(39)朱崇仪：《女性自传：透过性别来重读／重塑文类》，第134、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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