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媛诗话(3)

在重构女性文学史过程中的现实参与感及时代责任感。至于作者“个人生活”／“个性历史”的反映，则是通过其生平行迹的自我指涉穿插镶嵌于群体历史之中；这个群体，除了前面所说的才媛之外，更主要的是其为数众多的家系女性成员。 四、生平行迹与家系女性成员

《名媛诗话》对沈善宝生平行迹的指涉，主要集中在其成年之后，涉及其幼年时期的“回顾性叙事”条目屈指可数，只有卷5、7、9、12等所载数条。但通过这些条目的插述，亦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沈善宝童年时代随宦江西的往事。

在《名媛诗话》卷6（页13-19）记述以沈母为首的家系女性成员事迹的长篇辞条中，保存了几个十分关键的时间纪录，由此联结起沈善宝生平行迹的几个关键性的事件：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十七年(1837)之间，沈善宝先后结识寄父李怡堂与寄母李太夫人，并且赴山东寿光，返杭后，却惊悉妹妹病逝；长途跋涉赴袁浦售诗鬻画，返家后又一次面临命运的打击：慈母逝世；道光十七年(1837)冬，应寄母李太夫人之邀赴京都，此为其人生旅途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从《名媛诗话》续集中与续集下得知，沈善宝在寓京十二年之后，于道光二十八年秋南归，至咸丰元年(1851)春方返京。这次南归的时间前后有三年多，活动地域也从安徽、杭州，延展至嘉兴以及扬州，并与各地的才媛都有相当频密的文学交游活动。这些交游活动大都是在介绍／评述他人时呈现的，但也有一些就是以交游本身为对象进行描述的。沈善宝在这些交游活动中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基本上都是处于主角／主导地位。通过众多的交游活动的描述，沈善宝的生平行迹得以一再证实及充实。

《名媛诗话》记述其最后一则行迹便是续集下（页16）所载：“鸳湖陈静宜??不通音信已经十稔。去秋随宦来晋，并寄近年所作，阅之，觉慷慨愈深，时事使然耶。”联系《鸿雪楼诗选初集》最后所纪为朔平府事，可见沈善宝晚年基本上是随宦山西(24)。

西方学者认为，自我认知的方式男女有别，男性倾向于与亲人（特别是母亲）分离，而女性则倾向于与亲人维持密切的关系(25)。这样一种观念，颇为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情形。确切来说，沈善宝在其成长——亦即自我认知日渐深入成熟的过程中，与各方亲人，尤其是家系女性成员维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从诗话编撰的

角度看，《名媛诗话》毕竟不是自传，因此，对沈善宝自己的介绍／指涉，基本上都是表现在与他人——包括家系女性成员及友人的密切互动之中。从前面的讨论就可见，沈善宝在对自身的指涉时，就不时联系到其他家系女性成员如母亲、寄母、从母、妹妹、从妹等。其实，作为作者的自我指涉，其家系成员的背景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作者往往就是通过对其他家系女性成员的介绍／评述，连带性地进行对作者的自我指涉。沈善宝众多的家系女性成员同时也是才华横溢的才媛，正因如此，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花了不少篇幅来介绍／评述这些家系女性成员(26)，而这些家系女性成员的介绍／评述又无不跟沈善宝自己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往往是在与他人的前文本互涉中嵌进其自我指涉。

沈善宝的母亲吴世仁(?-1832)，字浣素，江苏如皋人，有《箫引楼诗文集》，无论在人生道路及文学创作上都对沈善宝有极大的影响。《名媛诗话》除了在不同的条目（见前引）对沈母进行零星散碎的指涉，更在卷6（页13-19）花了相当长的一段篇幅对其进行颇为集中详细的介绍与评述。在《名媛诗话》卷6同一段篇幅，沈善宝还对其妹妹、从母、从妹进行逐一介绍与评述。

《名媛诗话》卷7开卷用了较大的一段完整篇幅介绍评述其寄母李太夫人，介绍及评述她跟李太夫人的结识的经过、李太夫人对她的恩情以及在诗学方面对她的影响，并且也在其他条目不时对其寄母作相应的补充涉猎。

除了母家的女性成员外，《名媛诗话》卷11还载录了沈善宝夫家的女性成员——其夫武凌云前室章恭人所生的两位女儿笺霞与紫薇。

无论是母家还是夫家的女性成员，除了紫薇早逝外，无一不是才华出众，而且其才华基本上皆出自家学承传。因此，在介绍这些家系女性成员时，沈善宝不仅时时强调自己跟她们的密切互动，而且还有意无意凸显她们在文学上的承传关系，比如，沈善宝在诗歌创作尤其是在性灵诗学思想上深受其母亲及寄母的影响，而她自己也自觉承担起对其妹妹、从妹、女儿笺霞（及侍儿筝鸿）、寄母李太夫人的孙女李琬遇等传授诗艺的责任。

从《名媛诗话》处处可见沈善宝对家学承传的重视，几乎每一卷都有条目提及家学渊源对才媛的重要性。或许，沈善宝就是由于认识

到家学渊源对才媛（当然包括她自己）成长的重要性，因而在《名媛诗话》中对其家系女性成员进行尽量完整的介绍与评述。事实上，陈芸《小黛轩论诗诗》即已明确指出沈善宝诗歌创作是师承其母：“家学能传桐凤集，恰如鸿雪有师承。”徐昂《沈孝女传》亦指沈善宝“吟咏之业，盖得自母教也”。倘若从叙述方式来看，对家系女性成员的介绍与评述，亦无疑易于对沈善宝进行更具深度与广度的自我指涉。 五、结语：自传书写与内文本建构

中国诗学，尤其是自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以来，自抒胸臆、表达自我的书写方式得以几乎是单一性的发展，蔚然而成诗歌叙述形式的自我指涉传统。因此，在以社会、国家、民族为主题的史诗（宏大叙述）严重匮乏的情形下，以个人、家族为主题的自传体诗（个人叙述）却屡见不鲜(27)，如屈原的《离骚》、蔡琰的《悲愤诗》以及曹操、陶渊明、杜甫等人的诗作都有颇为浓烈的自传体色彩，而沈善宝的《鸿雪楼诗选初集》实际上也同样体现了颇为鲜明的自传体色彩(28)。事实上，由于父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文化的制约，才媛文学创作中自我体验／自我表述的自传倾向尤为显著且普遍，远有蔡琰、李清照、朱淑贞，近有沈善宝及其友人顾太清、张孟缇等，这一现象，跟西方将包括个人陈述与自传在内的“私人的形式”视为“典型的女性主义形式”(29)，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名媛诗话》中体现出自传色彩亦应该是不足为怪的(30)。然而，《名媛诗话》毕竟是标榜弘扬“闺秀之学”、“闺秀之传”（见沈序），自传书写便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了。换言之，诗作／诗集由于自我表达及自由书写传统而易于呈现自传体模式，诗话却由于观照对象为他人／他事，难以呈现以自我表述为主的自传体模式，于是，欲在诗话表现自我（呈现自传色彩），自我指涉便成为最为可行的途径。

其实，自我指涉在诗话编撰中并不少见，如袁枚《随园诗话》就以颇为随性的笔法穿插记述／表达／征引了作者自己的事迹、思想及作品。张寅彭便指出，由于诗话中“我”几乎无所不在地参与，“诗话于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记载作者本人涉诗经历的一种体例”(31)。然而，关乎才媛的诗话／词话，如王端淑的《名媛诗纬》、恽珠的《兰闺宝录》、梁章钜的《闽川闺秀诗话》、丁芸的《闽川闺秀诗话续编》、雷瑨、雷?{的《闺秀词话》、陈芸的《小黛轩论诗诗》、雷瑨的《青楼诗话》、苕溪生的《闺秀诗话》、况周颐的《玉栖述雅》等。或受

限于性别（男性作者）或受阻于时空（不同时代及地域），甚少自我指涉的表现。相比之下，沈善宝在性别（女性）、时代?（嘉－道－咸）及地域（江南－京都）的趋同性方面就已占优势，因此其《名媛诗话》中自我指涉策略的运用实可谓得天独厚，而与袁枚等人相比较，沈善宝《名媛诗话》中的自我指涉又有其独特表现：

首先，是自我指涉的意图明显，不隐晦，除了常用“余”（最普遍）、“吾”、“予”、“宝”等称呼直接指陈自己，还往往用其家系成员如父母（及寄母、从母）、兄弟、妹妹（及从妹）、丈夫以及女儿等的指陈来表示自己的存在。后者是袁枚等人的诗话所鲜见的，或许这也正是才媛以“家”为其人生重心的特殊性所致。 其次，是呈现广泛，遍及全集15卷，据十分保守的统计，明显指涉（直接指陈）的条目，卷1有4则、卷2有9则、卷3有2则、卷4有7则、卷5有4则、卷6有14则、卷7有15则、卷8有13则、卷9有15则、卷10有8则、卷11有18则、卷12有6则、续集上有18则、续集中有12则、续集下有12则。这样一种自我指陈的称代使用，从叙事学角度看，是确立了叙述者为文本中“陈述行为的主体”(32)，表现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者，即“对自己的作者身份有明确意识的叙述者”(33)；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则无疑是表明作者自己掌控了话语权，是“积极说话的主体”(34)，即“运用自传体书写作为有力方式来维护她们的身份及主体性”(35)，使作者的自我形象及自我意识在文本中得以更真实地强调，因此也就能在才媛诗史的“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掩映之下，通过自我指涉——这一颇具自我授权(empowering)色彩的形式，更为自如地进行立足于个人体验及主体意识的“自我书写／呈现”(self-writing/self-representation(36))。

再次，就是表现多元，有表露性情，有指涉行迹交游；有叙说本事，也有征引诗词；有直陈自身，亦更多通过他人来旁涉；有集中铺写（如卷6、7对家系女性成员的处理），也有零散穿插，曲折却不隐晦，如在介绍／评述顾绛霞（卷5／页13）、蔡蓉嬛（卷6／页23）、朱太夫人姚氏（卷9／页22-23）、汪雅安（卷11／页1）、刘叔采及戴峩秋（续集上／页7）等才媛时，都似乎不经意地提及她们的儿子或丈夫“与外子同谱”，这么一来就带出了沈善宝自己，并且进一步密切了自己跟上述众才媛关系——出身同年(37)官宦的女眷。在介

绍名媛朱静媛时，则申明“外子为少吴观察门下士”（卷5／页14-15）。朱静媛为临桂名士况祥麟室，道光二年进士况澄（字少吴，1799-1866）母。据朱静媛孙清季四大词家之一况周颐(1859-1926)著《玉栖述雅》称，朱静媛曾“集酒旗诗社，第一题课酒旗征闺秀吟咏，当时亦汇刻成帙”。可知朱静媛在当时才媛诗坛颇为活跃且有影响力。沈善宝通过强调其外子与朱静媛儿子的关系，便含蓄阐明了她与朱静媛亦应是有某种程度的联系。此外，不同时空者亦能加以指涉，如卷2（页10）介绍／评述康乾时期满族贵夫人思相与兆佳氏的诗作，本来跟沈善宝风马牛不相及，但沈善宝却用“因忆先慈”之“意境相似”的诗句作比附，由其母的诗境，折射出沈善宝早年失怙的艰窘生活景象。有时候，在介绍／评述他人他事中的自我指涉，还起到穿针引线、甚至是引导／主导作用（如前所引与闺友交游的众多例子）。

《名媛诗话》这些独特表现，虽多元却也有序，虽有呼应联系却也没有呈现为传统意义的自传体叙述，而是在随机动态的过程中，将个人的历史／家族史（自传）穿插交错于集体的历史（才媛传记）之中，换言之，就是将其自我指涉置于与其相关的诸多关系（文本／前文本）之中，由此构成一种涵蕴其间的互文性，或称之为“内文本”(intratextuality)建构(38)。其最终效果，不仅使这种“内文本”建构成为该诗话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还在貌似（自我指涉的）零碎拼合中浮现出沈善宝自身（历史与文学）的轮廓与影像。

有学者在论述西方自传研究及当代自传创作时指出，自传作者往往透过自传，替自我建构一个（或数个）身份(identity)，并由此替自我在文化世界中定位(39)。如前文所述，沈善宝在《名媛诗话》的“自传”是透过自我指涉的实施乃至内文本建构来实现的，而其自我指涉的实施乃至内文本建构的形成，除了得益于沈善宝的性别、时代及地域的趋同性外，更主要的是其主体意识的（自觉或非自觉）支配与贯彻。因此，其自我指涉／内文本建构的这么一种文本策略的运用及其价值取向，无疑便是（自觉或非自觉）强化了女性自身（尤其是作为当时才媛领袖之一的沈善宝）在重构女性文学史过程中的现实参与感及时代责任感。换言之，自我指涉的运用——内文本建构的形成，表现了沈善宝的第二重焦虑与企图起到主导作用——沈善宝的主体意识贯穿诗话，在实现其第一重焦虑与企图——编撰女性诗话亦即建构女性文学史之际，有意无意地展现自己的人生轨迹、体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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