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50年辉煌成就

?枫桥经验?50年辉煌成就 卢芳霞 《观察与思考》2013年第10期

内容摘要：?枫桥经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亲自批示并在全国推广学习的基层治理样板，这个样板经久不衰，延续了50年的辉煌。这50年的辉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作为改造?四类分子?样板的阶段、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典范的阶段、作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范例的阶段。透过50年辉煌成就来审视?枫桥经验?，可以发现，其一直是我国不同阶段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引头羊，引领着全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

关键词：枫桥经验 50年 辉煌成就 社会管理体制 变迁 ?枫桥经验?诞生于1963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极少数创造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但在今天依然保持着活力的典型。经考察，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了不少经验，其中最著名的经验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改造四类分子学枫桥经验?、?学雷锋?等，现在这些经验大多数因为没有随时代变化而创新发展，最终都被淘汰了。唯有?枫桥经验?和?学雷锋?等极少数经验与时俱进，成为经验中的?常青树?。50年来，?枫桥经验? 不但是全国政法系统的一面旗臶，而且是我国不同阶段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引头羊，其延续了一部基层治理的辉煌史。

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枫桥经验?是改造?四类分子?的样板[1]

?四类分子?是?地、富、反、坏?（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四类人的统称。这是一个人数以千万计，实际受影响的人口超过一亿人的庞大社会群体，是一个从1949年到1984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活生生存在了35年的贱民阶层。[2]这个贱民阶层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再次被推上风尖浪口。1962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中共浙江省委根据《前十条》，会同中共宁波地委，抽调省、地、县三级大批干部和一批大学生，组成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队，进驻诸暨县枫桥区的7个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3]在上级的指导下，枫桥区干部依靠群众对?四类分子?进行?全面评审、重点斗争?，根据他们的实际表现区别对待：对于守法的给予适当的鼓励；对于基本守法的，指出好的地方，批评不好的地方；对于有一般违法行为的，给予严肃的批评；对个别有严重违法行为、在评审中又不低头服罪的，才列为重点对象，依靠群众进行说理斗争。而且在斗争中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允许斗争对象申辩。[4]

1963年10月，公安部领导把这个经验汇报给毛泽东同

志，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关注，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要好好总结枫桥的经验。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枫桥区7个公社在社教运动中对敌斗争基本告一段落后，省委工作队即部署各工作组总结试点经验，省委领导指定吕剑光组织参加社教的省公安厅干部组成专门班子对经验进行总结，经过反复提炼，最终形成《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经验》一文并上报给中央。[5]1963年11月22日[6]，毛泽东亲自批示经验，要求?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毛泽东这样性格刚毅的领袖，为何会偏爱柔性的?枫桥经验?？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多灾多难，历经朝鲜战争、与苏联断交、三年自然灾害等，已迫切需要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毛主席这位一辈子提倡斗争哲学的领袖，也担心社教运动过激，而?枫桥经验?采用温和改造路线，既可以保证政治运动正常开展，又可以保证政治运动不过激不过火，这正符合当时的治国方略。 ?枫桥经验?被推广初期，对全国确实产生了?捕人少、治安好?的效果。在六十年代的公安部文件中，多次提及了推广?枫桥经验?给治安和敌情工作带来的作用。公安部党组在向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推广‘枫桥经验’，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监督，就地改造敌人?的指示，在实际斗争中已大见成效。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捕人、杀人最少的一年，治安情况比历年都好。

而当时?枫桥经验?推广得最为广泛的浙江省，成效则更为明显。1964年和1965年，全省刑事案件发案率为万分之2.7和万分之2.3；捕人率为万分之0.53和0.25，都是建国以来最低的，确实出现了?捕人少，治安好?的安定局面。[7] ?文革?开始后，?枫桥经验?被作为砸烂的重点，受到冲击并中断。但到了1971年，?枫桥经验?又被全国公安战线最高会议（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全面肯定，再次回归到主流的政治生活行列。[8]1973年底，公安部派人到枫桥蹲点，恢复推广?枫桥经验?。1975年11月，公安部由副部长带队，再次到枫桥指导调查总结工作。在广泛听取汇报后，公安部领导指出：毛泽东肯定的?枫桥经验?，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要求推广落实?枫桥经验?，并把?枫桥经验?总结概括为：?依靠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有效改造；依靠群众，教育改造有犯罪行为的人；依靠群众，查破一般性案件；依靠群众，搞好防范，维护社会治安。?[9]

?文革?结束后，枫桥区的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在全国率先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帽，并勇敢地突破摘帽比例。到1978年底，枫桥区的绝大部分?四类分子?已摘帽，这为全国给?四类分子?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经验。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979年2月5日，《人民日

报》发表诸暨县枫桥区对?四类分子?摘帽的长篇通讯：《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记诸暨县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文章指出?1978年底，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使至少2000万人结束了长期受歧视的生活。?

?枫桥经验?在此阶段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一是政治上的贡献。建国以来，我国对?四类分子?采取政治上压制、身份上歧视的政策，这一贱民阶层不但本人不能享有社员待遇，而且累及直系亲属在入团、入党、就业甚至联姻上的权利。这种歧视性政策严重打击了?四类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是消沉就是抵抗。枫桥区突破禁区率先为?四类分子?摘帽，继而全国各地效仿，促使了贱民阶层?四类?分子的提前消失，这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铲平了政治障碍。二是国际声誉上的贡献。国民党溃败时，许多人逃到了境外国外，仅枫桥籍的就有160多人逃到台湾、香港、澳门，有70人逃到国外。这些外逃人员知道自己的直系亲属在国内被当成贱民阶层，普遍对大陆充满着仇恨，一有机会就要贬低新中国和共产党，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陆的国际声誉度。后来全国效仿?枫桥经验?为?四类分子?摘帽，这改善了大陆与国外侨胞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国际政治影响。三是治安上的贡献。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对?四类分子?斗打、乱捕、乱杀等过激行为，而枫桥区却?一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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