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后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研究(6)

　　二是缺乏增加农民收入的补贴政策。在绿箱政策中，我国缺少6项与收入支持有关的政策，占了绿箱支持的一半，因而增加农民收入的补贴手段比较匮乏。这可能是我国长期处于工业化前期阶段，资金短缺，财力不足的国情所致，也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常见现象。
　　三是粮棉流通领域补贴资金沉淀过多，保护生产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不显著。我国粮棉价格支持政策，通过直接补贴粮棉流通部门来刺激生产，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但这种间接保护生产、补贴农民收入的方式，因流通部门环节多、损失大，致使增加农民收入的效率下降。据经合组织测算，发达国家价格补贴政策的效率仅为25%左右，即政府的价格补贴每1元钱，农民只能获得0.25元左右，还会因过剩库存产品增加而加重财政负担。那么，为什么发达国家不心甘情愿地彻底放弃价格支持政策呢？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该项政策具有刺激生产、维持供给能力、增加收入和保持就业的多重功能。是否采用或以多大力度使用价格支持政策，取决于政府对农产品增产和农民增收两大政策目标的倾向。
　　四是管理体制运行不畅，补贴效率难以提升。关于农业补贴的政策，主要涉及财政、农业、外经贸、粮食、民政和银行等部门，因政出多门，协调困难，交易成本高，时滞长，加之部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寻租活动的影响，使得农业补贴中的“跑、冒、滴、漏”现象难以避免，从而降低了农业补贴的效率。另外，因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组织载体，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其运行成本都比较高昂，也降低了补贴资金的运行效率。
　　五是微量允许标准内的黄箱支持利用不充分，特定产品支持力度更低。按我国承诺的微量允许标准8.5%计算，以1999年为基期，我国用于黄箱政策特定产品（小麦、玉米、稻谷和棉花）的支持为459亿元，剩余空间还有452亿元；非特定产品补贴约为1793.6亿元，尚有大约1004.3亿元支持空间。特定产品支持的剩余率为49.6%，而非特定产品支持的剩余率为35.9%。前者比后者高13.7%，而且粮棉受冲击较大，表明特定产品的支持更为薄弱。
　　六是蓝箱补贴闲置未用。我国以往因财力有限，微量允许标准尚留有较大的黄箱支持空间，绿箱支持的空间更大，对农业补贴的约束主要来自资金不足，而非WTO规则的限制，故无暇顾及蓝箱补贴政策。但随着目前财力状况的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正面临进口产品冲击的背景下，再闲置蓝箱补贴政策，就会自缚手足。
　　  三、主要WTO成员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比较分析
　　在各主要WTO成员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中，一部分措施是多个国家共同采取的，而另一些措施则只有某个国家单独采取。原因是不同国家的国情国力、农业生产状况和贸易状况等都有一定差别。因资料所限，各主要成员国采取的绿箱、黄箱和蓝箱政策未对补贴部分明确区分，为此，将它们与出口补贴政策进行综合比较分析。
　　  （一）绿箱政策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绿箱政策支持的绝对数额以及在整个农业补贴中的比例都在增加，同时各国对于各种补贴政策的选择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比较相近的主要政策包括：一是一般政府服务。欧盟和日本在这方面较为突出，分别采取了组织培训农民、提供咨询服务、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讯设施建设以及支持农业技术研究等服务。由于这类服务范围较广，有利于农业基础条件的改善，而且不会产生扭曲，因此各国在财力允许的条件下均采取了一定措施。二是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采取了农民收入保险方面的措施。这些国家均属发达国家，财力强，农户数量相对较少，尤其是美澳加三国，这有助于保险措施的实施。三是自然灾害救济支付。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都实行了此类措施，如美国、韩国和澳大利亚。说明此项补贴属于较为通用的一类，目的在于弥补受灾农民的损失。各国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四是结构调整援助。美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都采取了结构调整援助补贴，表明补贴农业生产的结构调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各国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一定差异。美国实行投资补贴，日本采取大米的转作补贴，韩国仅对本国某些必须控制的生产领域进行补贴，而澳大利亚则对新增或现存贷款利息进行补贴，期限长达3年，以支持家庭农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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