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的作用意义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共4篇）(2)

　　2公民参与缺失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原因

　　医患信息不对称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从外部环境来讲，新的医疗技术的出现，以及个别媒体和网络广告的虚假宣传会导致患者对医疗结果的期待值过高，导致信息不对称趋势。从医患双方的来讲，以往我们更多地从医学知识和医务工作的专业性角度进行分析，但是这只关注到了占据优势地位的医生一方，对处在信息不对称弱势地位的患者一方的情形分析还不够。而患者一方之所以长期处在信息弱势地位，主要是因为具体医疗决策和卫生政策决策中的参与不足，这就是从患者一方来看，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5］。

　　2.1从微观层面来讲

　　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形成的泛家长主义观念导致医生成为医疗活动的主导者，患者更多地作为治疗方案的接受者，从而对具体诊疗决策的参与缺失。尽管随着患者权利的觉醒，医患共同决策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响应，但是真正的共同决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可以说泛家长主义观念既是信息不对称的后果同时也是加剧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原因。

　　2.2从宏观层面来讲

　　卫生科技政策和健康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缺失是造成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因素。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个学科的分工更加细化，不仅在人类社会领域出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撕裂的“斯诺难题”，而且在自然科学内部的各个学科自身也呈现出专业化不断增强的趋势。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指出的：“现代公共管理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大多是专门化的，普通公众凭借常识无法参与，只有掌握了专业知识的专家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公共卫生、公共健康……诸如此类。［6］”这就要求主导决策的政府主管部门不断适应决策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趋势，打破以往单纯依靠行政人员决策的模式，逐渐引入相关专家参与到卫生决策程序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一直延续至今的“政府-科学家”二元决策主体之决策模式。虽然在这种决策模式下，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主导科技决策的过程可以很好地满足科技决策的专业化要求，大大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使卫生政策的可靠性得到一定保障，但是却在决策的民主化方面存在诸多缺陷，最终导致普通公民对卫生政策相关信息不够了解，成为卫生决策的被动接受者［7］。

　　一方面，卫生专家决策中的利益因素影响，使得普通公民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这样一来，在政策推开实施时，作为患者的公民可能因为对政策的不了解而产生不满。这种情况的存在主要是决策专家很多时候不能真正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专家处在社会的中间位置，连接政策主管部门和普通公民，从理想状态上看，专家要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决策建议，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一是因为专家的决策的评定机制等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而非普通公民进行评判，这就决定了专家的决策会受到精英阶层的深刻影响，因此他可能将管理系统或精英的需求强加给公众而已。二是因为专家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主体，实际上符合经济学假设的“经济人”特点，个别专家会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利话语和决策的自由空间尽可能地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如其标榜的那样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因此，专家的绝对中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8］。

　　另一方面，作为卫生政策利益相关方的普通公民被排除在卫生决策程序之外，进而成为信息不对称中的劣势一方。诚然，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高涨，世界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在科技决策中引入公民参与的机制，但是公民参与真正发挥作用了吗，信息不对称趋势缓解了吗？答案是否定，罗伯特·默顿指出，专业人士和科学家拥有一种“认知权威”［9］，虽然允许公民对认知权威进行质疑，也可以自主决定接受或拒斥专家意见，但是实际上因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不断升级，专家所拥有的知识大大超出了公众的理解范围，这就造成了一幅虚假的民主图景：卫生决策被专家所控制引领，而公民参与科技决策的所谓成为一种形式上的民主。

　　3消除信息不对称对医患关系影响的主要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信息不对称对医患关系具有重要影响，而信息不对称的形成主要有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因此，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对医患关系的影响，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着力：

　　3.1要构建开放的卫生决策参与机制，增强公民对卫生决策的理解

　　上文提到，专家在卫生政策决策中的中立性不断受到挑战，科学决策的合法性也受到更多质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日益意识到真正的知识和责任感不是产生于客观的事实，而是产生于不同的人为了达到更透彻的理解水平而相互影响，这就逐渐形成一种参与形式的决策过程。10］”［说明民主参与运动推动了决策过程的民主化转向，专家决策需要在公众参与中获得合法性，而不是脱离公众进行纯技术的闭门造车。但是另一方面，在卫生决策日益专业化、科学化的背景下，不掌握专业知识的普通公民参与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这就涉及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矛盾问题和两难困境：追求科学化会导致民主化的丧失，而不诉求科学化的民主化将失去可靠性的保障［11］。如果不解决这个难题，公民的决策参与将成为空谈。

　　要破解此难题，首先要澄清关于公民参与的概念。公民参与并非是指普通公民在决策中发挥专家那样的作用，而是指在决策中公民与专家根据各自角色进行合理分工，即普通公民表达关于卫生决策所达成目标的意见，而专家更多地从专业知识角度论证决策是否科学、能否达成目标等。比如基因治疗技术等前沿技术是否应该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究、是否能够广泛使用、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使用等社会和伦理问题，仅靠掌握基因技术的专家是不能解决的，而在以往的卫生决策中，虽然也有伦理委员会进行审查，但是很少有普通公民的意见参与［12］。这样一来，公民虽然不具备专业知识，也同样能够参与到卫生政策的决策之中，而原本只是工具理性发挥主导作用的决策过程也因为公民参与而变得更加完备。专家与公民因在决策过程中承担不同的任务，并在相互协商的过程中建立起固定机制，完美解决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之间的两难困境。这里面有一个需要解决的理念问题，就是以往个别专家对技术的迷信和对普通公民参与能力的偏见，而这也需要“公民在手段层面的参与，需要公民为专家知识设定方向和补充内容。事实上，历史的经验表明公民的能力比传统所假设的更能处理复杂的社会和技术问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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