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宣传方式
快速、便捷、互动性强是新媒体突出的优点,也是民众喜爱的最直接原因。因而,依托新媒体技术,创新体现时代气息的话语体系宣传方式势在必行。首先,重视传播主体与受众群体的“对话式”互动。巴赫金认为,“生活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的……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他不仅以自己的思想,而且以自己的命运,自己全部个性参与对话。”[5]受众群体是具有独立思想、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过程中,要尊重受众群体的主体性和差异性,要在平等参与、互动对话的氛围中,完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和社会规范功能。具体来说,是要利用新媒体平台诸如党政门户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等与民众进行交流互动,及时回应民众的关切,在线上线下的平等互动中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正能量;其次,发挥意见领袖的正面引领作用。拉扎斯菲尔德提出意见领袖的概念,认为经过意见领袖加工编辑后的信息,有可能是积极进步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而,要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治理工作。据统计,我国“微博中拥有10万以上粉丝的超过1.9万个,100万以上的超过3 300个,1 000万以上的超过200个。……这些网络大V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其观点能够轻而易举地到达受众的眼前。”[6]因而,在对意见领袖的治理上,我们首先要查证识别,那些煽动反党反社会的“公知”要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同时也要建设一支来自不同群体、不同区域,既接地气又识大局的民间“意见领袖”队伍,鼓励他们按照民众接受的话语方式来引导社会舆论,在其粉丝群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正能量,强化网络阵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3.完善新媒体舆情监管机制
首先,健全信息传播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机制。一是加快制定网络行业的服务规范、互联互通标准,以此来解决由专业技术壁垒而形成的对网络信息的垄断;二是制定规范各种传播主体的网络行为,打击非法和不良网络信息,祛除网络“非马”“反马”杂音,净化网络舆论环境。《刑法修正案(九)》就在第291条增加了一款打击网络传播谣言的规定,为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与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对一些散布谣言的网络水军、五毛党起到了强力的震慑效果;其次,建立有效地信息安全监管体系。一是依托大数据技术建立和完备信息监管体系。信息监管体系,是通过大数据技术精准、动态监管各种网络信息,第一时间发现不良信息,并及时上报给安全监管部门进行研判与定性。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大数据信息,要由监管部门进行裁决并采取果断行动,将不良信息造成的影响降低到最小;二是健全意识形态治理的人才保障机制。开展大数据信息甄别工作,需要一支既精通大数据信息防御技术,又了解意识形态工作特点的复合型人才,以便于将那些表面上披着学术争论或对时事的关注的外衣,而实际上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不良信息、极具迷惑性与煽动性的时事评论甄别出来,并采取技术手段精准定位找到幕后推手,还网络一片“净土”,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净化环境。
4.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关照力
马克思强调意识形态的产生离不开现实的客观世界。因而,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应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关照力。首先,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社会存在”的宣传力度。建国后,党和政府优先发展重点产业与关键社会事业,满足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改革开放后,我国GDP年均增长9.6%,经济总量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2002年到2012 年的短短10年期间里,中国人均GDP从4000美元跨越到1万美元大关,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了小康社会的标准和要求”[7];为了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将继续在教育、文化、卫生、交通等领域加大投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已经形成并日益巩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必定能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其次,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一是彰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真理性。意识形态的真理性,指意识形态要能够反映社会的经济基础,能够回答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能够澄清人们思想上的困惑并指引人们前进。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改革时期,都带领着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巨大成就,将进一步增强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二是增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现实的一致性。我们要以民众的现实需要和社会现实问题为导向,尊重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坚持用事实说话,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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