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詹姆斯·N·罗西瑙也认为“治理是以多数人接受为条件而起效的一套规则体系”[5],这套规则体系的基础就是法律体系。一个国家,无法纪则无正义;一个社会,无规矩不成方圆;一个人,不守法纪则必不能行得远。其实,短短的斑马线就是规则,小小的信号灯就是警钟,不走斑马线,闯了红灯就是触碰了红线、违反了规则。理想中的大学生应该最具现代人格雏形的青年群体,但是,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影响,部分大学生法治意识缺失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大学生犯罪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如何防控大学生犯罪,必须引起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的重视。因此,我们不仅要深思“中国式过马路”等不守规则行为的根源,而且要思考如何规避和引导这些错误行为,怎样才能让大学生树立规则意识、法治思维。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一流的学校和一个现代家庭必须首先引导学生树立规则意识,只有具备规则意识,才会自觉遵守法律,捍卫自身权益,同时不去伤害他人权利和损害公共利益,帮助大学生全方位塑造现代化人格。
二、内生性逻辑:思想道德是法治意识的基本支撑
中国古代有这样的理政经验:“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将善德与法令结合,才能实现良法善治,尤其要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支撑和滋养作用。在特定的社会阶段,道德与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核往往趋于一致,都反映相同的社会价值与时代精神,甚至在不少国家表现为道德和法治在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上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6]一方面,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和保障;另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生成的来源和基础,是法律具有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内在依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7]这给我们一个逻辑上的启示:“如果人人都能自觉进行道德约束,违法的事情就会大大减少,遵守法律也就会有深厚的基础。”[8]二者在大学生法治意识形成中也总是表现出相互依存、互相支持、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状态。可见,在塑造大学生法治意识过程中,道德起着“柔性”作用,法律则起着“刚性”作用,且道德对法治具有深厚的支撑和滋养作用。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9]“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行法治。”[10]现代西方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教授认为:“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11]德国法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Theodor Geiger)也提出了规范有效率的问题,他认为被自愿遵守的规范、经由制裁才被遵守的规范和无论如何都没有被遵守的规范,其有效性是不同的。[12]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手段,人民的“拥护”、“信仰”、“维护”,社会成员的“主动接受”和“自愿服从”,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出自他们在道德价值观上对法律的认同和支持,换种说法就是,“实现法治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宪法不完备或者法律有缺陷,而在于公民的漠不关心。”[13]从“四五”普法到“六五”普法逐渐树立了法律素养与道德情操并重的指导理念,2016年新颁布的“七五”普法规划坚持了这一理念,更加突出地强调:“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促进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两课”设计中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取代“法律基础”课则更为明确地表明了这一定位。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一定要向大学生充分展示法治的道德合理性,获得大学生对我国法治的道德认同和理解,才有望强化其相应的法治意识。法律之效力在于它以强制力制约人的行为,道德之魅力在于它深入人的灵魂。
三、外部性逻辑:法治教育是“立德树人”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根本方略进行了深入论述,并指出:“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导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15]结合“依法治国”的根本方略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法治文化教育融入“立德树人”体系构建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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