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典关系之我见——兼论婚姻家庭法在我国民法典中(6)

　　(二)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其他内容的衔接与协调

　　1.关于夫妻财产制与财产法的关系问题。夫妻财产制又称婚姻财产制，它是关于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债务的清偿以及婚姻解除时财产的清算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夫妻财产制以夫妻关系的存续为条件，因此属于婚姻关系的规范对象。夫妻财产制还涉及到对夫妻财产的管理、使用和处分，因此又属于物权法的规制对象。对于夫妻财产制的具体表现形式，按照史尚宽先生的总结，主要有四种，即：基于夫妻一体主义的财产吸收制(吸收为夫的财产)；基于财产共有主义的共同财产制(全部或一定种类财产的共有)；基于夫妻别体主义的分别财产制；介于共同财产制与分别财产制之间，处于折衷地位的一些夫妻财产制，例如1920年瑞典的所得参与制，1926年苏俄的所得共同制，1957年西德的剩余共同制，1965年法国的所得共同制，1964年英国和瑞士的所得财产分配制剩余共同制等。47虽然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分别财产制是合理主义之所产，其对于夫妻财产关系之处理，正符合市民法之自由、平等、独立之理念，故称其为市民社会之典型的夫妻财产制。”48但具体到我国的国情来说，笔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占主流的夫妻财产制并不值得我们完全效仿，我国仍然应当坚持共同财产制。究其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因受婚姻是一种契约的观念的影响，认为“维护财产权是社会契约的首要目标，没有财产权，人身权就没有实际内容”，49因而在兼具有身份性和财产性的婚姻立法中更偏重对夫妻财产的立法。这不仅使具体条文设计上有关夫妻的财产部分远多于身份的部分，而且使身份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迎合或屈从于财产关系。而根据我国传统的观念，夫妻关系中的人身关系是主要的，财产关系是从属的，因此婚姻家庭法立法的重点应在于规范人身关系而非财产关系。从历史传承来看，“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之前，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礼与法是以家为本位而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夫妻财产关系也不例外。全家共有财产与夫妻共有财产混同，财产问题上夫权、父权和家长权三位一体，妻在财产关系上依附于夫，配偶之间并无有关财产的权利义务观念；凡此种种，都是中国古代的夫妻一体主义在财产制方面的具体表现，它们在传统的中华法系的法律规定和法律文化中影响是极为深远的。”50虽然基于夫妻一体主义而产生的财产吸收制因为丧失了存在的土壤而不再具有合理性，但建构在财产共有主义基础之上的共同财产制仍存在深厚的生存空间。实际上共同财产制不但是婚姻的伦理性特质在财产关系上的自然反映，而且也是维系家庭关系稳定的重要支柱。相反，笔者认为，建立在夫妻别体主义之上的分别财产制及其伴生的婚前财产公证制度不但具有强烈的反伦理性色彩，而且将神圣的婚姻关系堕入恶俗的商品经济的漩涡。

　　2.关于财产继承、遗产管理与家族财产的信托问题。关于财产继承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是关于限定继承的合法性问题。限定继承是有限责任制度在继承领域的延伸和翻版。从理论上说，当事人承担有限责任应具备几个条件，主要包括：财产的确定性或明确性(在继承领域表现为被继承人财产与其他主体财产的可区分性)，财产的客观性(应通过财产公示或登记制度而为债权人所知晓)，财产处理程序的严格性，债权人债务人利益的衡平性。在我国现有的继承制度中，这几个条件事实上都是不具备的或基本不具备的。从财产的归属来看，由于缺乏财产公示和财产登记制度，因此被继承人的财产和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并无严格的界分；从遗产的处理程序来说，我国的遗产处理是由继承人亲自执行的，而非由中立的遗产执行人进行处理。由于债权人无权参与遗产的分配，只能消极地承受继承人安排的结果，这对债权人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正是基于被继承人财产与继承人财产的不可区分性，我国古代才用父债子还来弥补对债权人保护的不足。另外，限定继承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必须对被继承人的财产进行清理和分配，而在中国传统的遗产处理模式中，在有配偶一方生存的时候，对被继承人的财产通常是不进行实际分配(分家析产)的。只有在父母双方全部死亡之后，才对父母的遗产进行合并处理并分家析产。这一做法对稳定家庭关系，促进家庭的和谐是非常有益的。因此对继承制度经修改后的方案应当是：一方面赋予继承人特别是配偶以遗产分配或不分配的选择权；另一方面，在遗产未经公示或登记，且未指定继承人以外的第三人作为遗产执行人的条件下，继承人应全盘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和债务。

　　第二是关于遗产信托或家族信托问题。与以前的家庭主要拥有生活资料不同，现在的很多家庭都拥有了数量可观的生产资料，遗产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存在状态，既有以简单的货币或实物呈现出来的财产，也有复杂的以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或企业股权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财产。这里的家族企业，按照日本学者森川英正教授的定义，是指“在同族或者家族的封闭的所有和支配下组成的多角的企业经营体。”在这些企业中，“企业创始人及其最为亲密的合作伙伴以及家庭成员，掌握企业的绝大部分股权。他们与企业经理层维持着亲密的私人关系，他们保留对企业重要事务的决策权。”51根据福布斯排行榜对中国家族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7月31日，在A股上市的2528家公司中，民营公司为1485家，其中有747家为家族企业，占民营公司的50.3%。在这些家族企业中，企业创始人不但直接掌控企业的运营，而且占有企业较大的股份比例。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创始人死亡，家族企业的股份将会被作为遗产进行处理。其结果不但会分散实际控制人的股份，而且会导致主要继承人不愿意继承家族企业，或没有能力继续经营家族企业，从而危及家族企业的生存或进一步发展。最为典型的是曾排名民营钢铁企业第二名的山西海鑫钢铁集团公司就是因为创始人意外死亡后，继承人缺乏对企业的经营能力而堕入破产重整的境地。这一结果无论是对社会、被继承人还是企业都是一个多输的结局。因为企业不仅仅是股东的企业，更是社会的企业。因此解决的办法除了引导继承人将家族企业改造成公众性公司之外，还可以考虑采取英、美、法等国家普遍采用的遗产信托(或家族信托)方式，通过引入专业管理团队的方式，实现对作为遗产的企业的有效管理和运作。实际上遗产信托并非近现代的产物，其雏形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的罗马法将外来人、解放自由人排斥于遗产继承权之外。为了规避这一规定，许多罗马人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移交给其信任的第三人，要求为其妻子或子女利益而代行对遗产的管理和处分，从而在实际上实现了遗产的继承权。时至今日，遗产信托(家族信托)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以家庭财富的管理、传承和保护为目的的家族财产运作方式，对促进家族企业的健康成长和遗产的有效运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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