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形成历程与发展现状

　　从一般意义上的法治思想或者法治文化历史演变轨迹中去追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起源，不管是从时间界限还是从内容变化上来看，其逻辑主线均呈现出比较清晰的一面。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次法治思想的"突破"，第一次乃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法治思想，第二次乃近现代中国法治思想从法治的意义、价值等核心问题上实现了对第一次的根本性突破。

　　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又把"第二次突破"阶段的中国百年法治文化的演进历程分为此起彼伏、相对独立的三波法治文化大潮：20世纪初期开始涌现，前后经历了50年左右的国家主义法治理念；20世纪80年代初逐渐兴起，持续25年之久的自由主义法治理念；2006年正式提出并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其中，国家主义法治理念的政治背景是列国竞争、本质要求是救亡图存、基本目的是富国强兵、主体意识是主权国家、制度框架是中央集权；自由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法理基础是权利本位、主体意识是个体优位、空间观念是全球一体、时间观念是现代诉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则包括了中国立场、实践取向、法外之理、文明理据、文化安全等五个立足点。

　　这一论断结合不同的历史背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追求法治理念的不同价值取向，从这层意义而言，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则是一个全新的法治实践进程。

　　如果以粗线条概貌方式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历史演变逻辑寻根溯源的话，大致可以划分为跨越时空属性的古代中国朴素法治思想长期孕育、跨越阶级属性的西方法治文化全面引入、中西法治文化价值观冲突和融合、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整体架构逐渐成型等四段逻辑发展过程，这也基本呈现出了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思想源头、先进文化基因和现实建设方向全貌。

　　一、跨越时空属性的古代中国朴素法治思想的长期孕育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王朝大一统治理模式下，古代中国显然既不具备保障法治实施的政治统治基础，也不具备推动法治产生的动荡不安社会条件，更不具备培育法治文化所必需的发达商品经济基础。在这种人治模式肆意横行的政治背景下，法治理念自然难以在传统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即便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孕育产生的以法家为代表的传统法治思想和以儒家"德为先"为内容的法治观念等，包含许多超越时空局限性、能够或多或少彰显法治本质的朴素法治理念。抛开道德伦理评价因素，孕育于古代中国的一些跨越时空性的法治思想对于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比如对"礼法之治"的推崇、对执法严厉性的强调、对执法者示范效应的注重、对法律和道德手段有机结合的主张等。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往往基于人内心向善的人性假设，重视对人性善的向往、弘扬、内化和改造，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德治文化遗产。在始终占据着统治阶级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弘扬和传播下，在历史上一些开明封建王朝统治者尊崇和推动下，古代中国法治思想不可避免地刻上了德治文明烙印。且不论充分暴露封建统治阶级剥削本性的赤裸裸专政和刑罚手段，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明君"们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强调以德治方式实现"仁政"，常常以道德修身养性为核心内容的"礼法之治"掩饰法律残暴的一面，因而更为注重发挥王朝统治者道德示范效应以教化子民，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礼法之治"强调以"礼"这种来自于经验的社会公认道德礼仪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而不主张采取外部施加的法律强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其好处在于"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意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诸如"礼法之治"和"道德内省"这些儒家思想，实质上体现出了一些最为朴素的法治原则，即一切法律制度必须是体现道德正义的"良法"，执行法律制度的官员必须是具备道德良知的"圣人".

　　此外，"仁政"、"民本"、"礼法结合"等儒家思想内容，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法治文明的理性特征，融合在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规范观、社会秩序观、人本主义观等观念，或多或少地彰显了法治精神的价值要求。

　　当然，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由于古代中国天然缺乏古代西方法治文化孕育的政治前提、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从而注定了我国传统社会法治思想孕育路径、方式和内容等必然有别于西方社会，在其自身发展历程中必定存在许多固有缺陷。从古希腊时代开始，欧洲社会就到处弥漫着城邦国家你争我斗的战争硝烟，战争导致的频繁人口流动，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动荡，另一方面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快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欧洲社会迫切呼唤一种能够弘扬自由贸易和合作的契约精神，以及能够维护社会秩序安全的治理模式，法治由此应运而生。

　　与此不同的是，古代中国社会大多数时候置于一种王朝大一统模式下予以统治，社会秩序大多数时候比较稳定，加之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十分发达，长期孕育了一种经验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与西方市场化理性契约文化天然不合拍，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法治思想源流远不如西方悠久、法治文化根基远不如西方牢固的根本原因所在。

　　限制政府权力和保护民众权利是法治的本质要求，按照这一标准衡量，古代中国法治传统是极为缺失的，因为在封建王朝统治者眼里，"法"只能是一种统治或者驾驭臣民的工具而已，绝不能作为一种限制和规范自身统治权力的合法依据，"法"只能服从服务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绝对地位和至上利益。在这种完全背离了法治本质要求的思维定式下，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皇权或王权神圣不可侵犯，讨论限制皇权以及其统率下的各级官府权力几乎是不可触碰的"禁区".

　　这些"重刑轻民"、"官本位"的思想遗毒，至今仍盘踞在部分干部群众的脑海之中，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实践显然有百害而无一利。

　　二、跨越阶级属性的西方法治文化的全面引入

　　区别于古代中国"碎片化"法治思想孕育路径，古代西方社会由于具备推动法治实践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化法治思想体系，同时也留下了十分悠久的法治文化传统。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治理古代西方社会动乱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是促发西方法治文化不断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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