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形成历程与发展现状(3)

　　回顾中西法治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长期过程，如果说在融合中的冲突，其原因在于两种法治文化演变轨迹的完全不同，那么在冲突中的融合，其原因在于两种法治思想的优势互补特性。西方法治文化内容相对缺乏的道德伦理因素恰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势，而我国在法治实践过程中体现得较为不足的以尊重程序正义为核心的法律实证主义，却恰恰是西方法治文化的优势所在。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不仅要继续发扬我国传统德治文化优势，同时也要适应性地改造"实证主义"和"程序主义"为内核的西方法治文化基因，这正是中西法治文化有机融合的最大动因。从古至今，我国一直强调以道德自律方式修身养性，以此作为法律强制手段的有益补充。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曾经就这么看待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依赖道德".从这层意义而言，道德和法律正是通过政治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国古代道德文化十分繁荣，而法治思想往往是依附于道德文化予以发展的，一般认为法治前提在于通过道德规范和约束实现人的内心向善，保证法律有效实施，从而实现德治和法治的有机契合。在实证主义主导下，西方国家则往往致力于法律制度制定和实施的一般程序和具体环节的精巧化，以此实现法律制度的程序正义。中西法治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还内在包含另外一层含义，即西方对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吸纳和融合。有学者曾经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想和新理论，来自于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新思想的结合，即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在西方还被视为"天赐的礼物"，成为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

　　由此可见，西方法治文化同样被打上了中国儒家思想的道德标签。因而，中西法治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绝不是"你吃了我或者我吃了你"的零和博弈过程，而应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赢博弈过程。

　　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一方面要加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等法治设计，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德治方式培育人的内心向善，实现一种内在约束和外在强制的有机结合。对属于西方法治文化所追求的权力相互制衡、维护自由平等、保障公民权利等核心价值，应当做出既能传承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精髓，又能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还能充分体现人民当家做主要求的中国化解释和运用。

　　四、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整体架构的逐渐成型

　　如果抛开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孕育的历史前缀，固然可以把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演变轨迹的起点定位于1949年社会主义政权的正式成立，但显然不能因此而割裂过往历史的法治思想沉淀和西方法治文化的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只有真正融入到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历史演变的这条逻辑主线之中，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历史演变的整个逻辑结构才能清晰而完整地呈现出来。当然，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整体架构的逐渐成型，只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历程中完成。与人类社会整体文明形成过程一样，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整体架构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样经历了一个探索---倒退---再建---逐步完备的曲折过程，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对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规律的不断揭示和认识深化过程。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进步过程，实质上就是跨越时空性和跨越阶级性的中外古今法治思想与时俱进，融入中国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逐渐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现代化过程。

　　在包括法治理念、法制体系、法治方式等在内的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整体架构逐渐成型的整个历程中，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段时期是影响力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国家的许多基本法律法规都是在法制体系几近空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其成果的最大体现和标志性事件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但1957年以后由于"左倾化"的扩大，尤其是此后"十年"文革期间，人治模式主导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运行，建国初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从某种程度而言，"文革"时期对法律权威的任意践踏，是传统人治思想的全面反弹，那时上至政府下至全民对法治的认识很难突破人治的桎梏，自上而下难以推动真正的民主法治。

　　从另一层面而言，十年"文革"期间由对法制体系的破坏和对法律权威的践踏而导致的惨痛教训，给1978年全面启动的"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提供了一部现成的反面教材。翻看这部反面教材，促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反思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弊端，重新认识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国家发展何去何从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明确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并针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正是这些关于法治的重要论断全面拨正了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航向。

　　20世纪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关口，整个国家和社会环境都处在快速变迁的历史阶段，对法治文明秩序的要求显得愈发迫切。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1997年党的十五大适时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首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目标。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载入宪法，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总体框架的基本成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依法治国总体要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比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就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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