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形成历程与发展现状(2)

　　早在古希腊时期，多如牛毛的城邦国家为了争夺有限的领地和人口资源，常年战争不断，流血冲突连连。为了不至于在无休止战乱中连同自己一并消灭，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先贤哲人，开始不遗余力地探索一条可以有效创建和维系社会良好秩序的法治途径，城邦国家之间停火协议的纷纷签订也让法治产生了实践的功效。其二，随着欧洲早期海上贸易的日益兴盛，到了古罗马时期，欧洲商品经济就日渐走向成熟，而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再平衡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这就成为推动西方法治文化迅速发展的另一大内在动因。

　　经过长期发展，西方法治文化系统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得扩大化和丰富化，尤其在许多政治理论中包含着大量法治文化精髓，比如影响力极为广泛的理想国、社会契约论、公平论、正义论、权力制衡论、民主政治等理论内含着极为丰富的法治思想，这些思想很快践行到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构建以及法治实践过程之中，最终形成了成熟的西方法治文化体系。尽管这套植根于西方的法治文化体系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畴，但同时蕴含着大量揭示人类文明进步规律、彰显法治文明永恒价值的文化成果，这些跨越阶级属性的成果应当属于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不应当只是西方国家的独享品，完全可以为我所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外部面临着西方列强争先恐后的利益剥夺和领土瓜分，内部清朝政府腐朽无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怀着"救亡图存"的远大志向，先后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文化，眼见为实的西方世界繁荣市场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让这批仁人志士叹为观止，促使他们很快找到了西方世界成功治理国家与社会的秘方，那就是法治，西方法治文化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相继翻译西方法治文化的经典著作，许多人开始极力主张以法治作为国家政治顶层设计和社会改造的唯一方式，并且在少数开明官员的倡议下，在一些局部领域尝试性推行法治实践，但毕竟由于法治根本要义在于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伤及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根本的法治显然不可能在晚清王朝实施。

　　"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基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巨大这一客观事实，加之民族危机集中爆发和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国内逐渐衍生出了一种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推倒重来的极端思想，受这种思想束缚，国内对西方法治文化出现了盲目崇拜心理，形成了一种片面和狭隘的法治观，即认为必须通过全面批判我国传统道德文化，才能为全面吸收和引入西方法治文化扫清障碍，全社会普遍呈现一种"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西方法治文化水火不相容"的悲观情绪。

　　一批学者极力主张把西方的"民主"、"法治"、"宪政"思想连同西方国家的政治顶层设计一并生搬硬套地移植到中国，在法治文明的具体建设途径上，则极力主张要走西方资本化和市场化的道路，通过彻底改造我国传统道德文化和农业文化，重构一种以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则为特征的法治文化，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造。尽管这些过激思想从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法治文化的全面引入，但由于没有充分考量我国特有的厚重人治传统、固有的政治条件和现实的经济基础等制约因素，注定在那个内忧外患的特殊年代里，植根于悠久民主政治传统和深厚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西方法治文化难以在近代中国落地生根。而且，事与愿违的是，当时这种急于求成、"病急乱投医"的思想给国人带来的不是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反而造成了人性异化和漠然，这种心理反而不利于对法律的尊重和服从。

　　此外，受限于近代中国政府派遣到西方世界去取治国理政"真经"的这部分人相对狭隘的视野，当时全面引入的西方法治文化更多地停留在法律制度程序化设计以及具体操作方式层面，较少关注法治所内含的道德伦理价值，因而，不可避免地有失偏颇。因此，尽管当时全面引入西方实证主义的法律程序是必要的，但同时却不应该完全置我国传统道德伦理文化于不顾，毕竟相比当时实证主义盛行、道德伦理因素缺乏的西方法治文化，我国的道德伦理文化传统是具有明显优势的。

　　三、中西法治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和融合

　　产生法治思想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不同，注定了中西方法治思想的巨大差异性，即西方法治思想具有更多价值理性，而中国法治思想具有更多工具理性。除此之外，从历史的纵向角度来看，不同时期的法治思想或法治理念有着不同的价值蕴含，体现了法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不同程度。回溯公元前300多年以前的人类社会，法治理念就已成为古代先贤们的崇高追求，古希腊著名学者柏拉图主张以"良好的法律"教导和节制人们的行为，实现社会和谐目标。中国古代法家代表韩非子则提出"以法为本"思想。这些关于法治文化的思想雏形，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其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最终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未能彰显人类法治文明价值的光芒。

　　比如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也主张依法治国，但他们更多强调法律工具理性，认为法治只是一种服务于王朝统治者的手段，只是维护符合统治者根本利益的"纲常"伦理秩序的基本工具，显然本质上都属于人治范畴。同样，在欧洲中世纪神权统治的那段黑暗时期里，法律一度充当维护宗教权势的助推器。

　　因而从某种意义而言，即便中西方法治思想演变脉络截然不同，但在某个轨迹点还是有许多重合之处的，直到西方国家走向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西方法治文化核心要义才逐渐转向对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保护，法治所彰显的文明价值才逐渐呈现出来。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历史，自此，西方法治文化向中国社会的传播和灌输才具备了基本社会条件，中西法治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也才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自辛亥革命结束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外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不断和各个阶段政府腐败无能，中西法治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于思想讨论层面。当时，在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面前，一批批有识之士前仆后继地追逐西方法治文明，但由于整个国家都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状况，政府推动的法治实践根本无从入手。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政权为法治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建国初期的法治理论总结和法治实践探索，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轮廓。此后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传统人治思想的根深蒂固影响力，系统化的法治实践始终难以保持可持续推进，但中西法治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历了倒退和进步的循环往复，甚至遭遇了巨大的挫折；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碎片化"的中国传统法治思想与西方法治文化在冲突过程中交融，在交融过程中冲突，同时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懈努力下，马克思法学理论的中国化实践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成功经验；再一方面，体现现代文明进步要求的法治理念在一次次挫折和教训中，逐渐为国人所认同和接受，从而为改革开放以后全面启动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注入了不竭思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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