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典关系之我见——兼论婚姻家庭法在我国民法典中(2)

　　(二)婚姻家庭关系是民法典调整的核心内容

　　1.婚姻家庭法是人法，在法律属性上人法应当优于物法。从制度层面来说，民法内容可大体分为人法和物法两个部分，“其一调整个人的经济活动，它们被称为物的法则(Realstatute)；其二调整个人与其家庭的关系，诸如结婚和离婚，它们被称为人的法则(Personalstatute)。”7换言之，人法主要表现为婚姻家庭法，而物法则表现为民法的其他制度。从哲学层面来说，人与物的关系实际上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而人法与物法的关系则表现为本体与工具之间的从属关系。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家庭作为伦理精神是以有理性的个体的养成和维护为目的和核心的。一方面，家庭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合格的、独立的公民；另一方面，当家庭成员死去时，家庭的义务就在于帮助自己的亲人维护其死后的独立人格和尊严。8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甚至比国家更加立足于个体权利，或者说，正是由于有家庭的后盾，个体才有可能以独立个体性的姿态进入到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性中发挥公民的作用，并最终在家庭中以有尊严的方式获得自己个体的归宿；而国家虽然以独立的公民为其组成要素，却更多地要求公民从个体性提升到普遍共相。9婚姻家庭法的立法目的一方面在于确认人类最本能需求的合法性，实现人类自身的存续、繁衍和进化，“人性的首要法则，是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10另一方面通过除旧布新、移风易俗激发人性中良性基因的健康成长，同时遏制人性中劣根性基因的野蛮生成。因此，在民法典的结构体系中，以婚姻家庭+法为代表的人法显然比财产法更为基础和重要。

　　2.婚姻家庭法是以自然人作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法律，在价值的评判和排列上自然人应当优先于作为法律拟制人的法人组织。按照通说，民事主体包括公民(自然人)和法人两种类型，其中的自然人无论是基于民法缘起的逻辑脉络，还是基于民法所承载的人文价值，都应当是民事立法所应当最为关注的对象，应居于优先于法人的地位，对自然人的尊重和对自然人权利的保护始终是民法的终极目的和推动民法进步的主要动力。早在古希腊时代，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一著名的哲学命题。11这里所说的人不是一般抽象的人类，而是意味着具体的个人，因此人本主义实际上就是个人主义。12正是这种人本主义思想，铸就了自然法思想的精神源流。斯多葛学派在法学上则吸收了之前的自然法思想，认为人具有与上帝共同的理性，受同一个自然法支配，理性在人身上必然体现为一种独立的普遍人格，一种自由自在的力量。“古希腊思想最吸引入的地方之一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所不断要求的就是，哲学要成为人生的学校，致力于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13即使在宗教思想盛行的野蛮的中世纪，也没有完全泯灭以自然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著名思想家托马斯·阿奎纳就认为，自然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唯一的、既作为被创造物又同时作为其他的被造物之王或者主人的造物，这一点可以从圣经中看出来。14黑格尔认为，自然人作为在市民社会中依法独立自主追逐自己个人利益的绝对精神存在，“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并由此构筑起了影响深远的市民社会思想体系。15马克思主义也认为，法律的基本判断依据只能是人本身，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是惟一真理和最高价值。16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以自然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市民观念的洗涤和启蒙，就不可能造就《国法大全》《拿破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三座民事立法的历史丰碑。所以博登海默才认为：19世纪的法律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有关日趋承认个人权利的记录。17孟德斯鸠才断言：“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18自然人优先意味着法律制度的设计应以自然人作为出发点和着力点，人是法律的目的而非手段。

　　二、婚姻家庭关系民法典实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伦理道德优先原则

　　婚姻家庭之所以必须首先遵循伦理道德优先原则，这是由婚姻家庭制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婚姻制度既包括自然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婚姻制度的自然属性是由生物学上的本能所决定的，而其社会属性则是人类传统习惯和伦理思想长期影响的结果和集中体现。换言之，婚姻家庭关系既是法律关系，更是伦理关系。因此黑格尔才认为，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是以婚姻为基础的血缘共同体。家庭的本质与其说是一种自然关系，不如说是一种伦理关系。19而作为传统伦理道德主要载体之一的婚姻家庭制度之所以能获得合法性存在，离不开法律的肯认和强化。因此在黑格尔的话语体系中，客观精神即法哲学被划分为法、道德和伦理三个环节，而伦理作为一种“精神”态，是人类“理性”发展的结果，它是建立在理性的立法或对法则的审核之上的，即“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联系不是情感联系或爱的关系”，20而是一种“法则”，是要靠人的理性自觉遵守的。但这种理性遵守的前提又有赖于法律对这种伦理关系的遵从和确认。因此，在真正的法治国家，法治所体现的价值与社会的主流伦理道德规范应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法律必须以基本伦理道德为基础，法必须具有内在的正义性品质，也就是罗马史学家李维所说的：“市民法深藏于祭司团的神龛之中。”而不符合基本伦理道德的法律由于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因此不应该成为法律或不应该继续成为法律。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只要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多人所自觉遵行。”21因此更需要“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22

　　伦理道德优先原则的另一个要求是婚姻家庭立法应当远离市场经济。虽然婚姻家庭法除了调整人身关系外，也要调整一些财产关系，但这些财产关系均是依附于人身关系而存在的，属于人身制度上的溢出性制度，且大多属于非市场性的财产关系。对此我们可以婚姻家庭制度中最具财产性的继承关系为例加以说明：各国在考虑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的设定时，一般不会把被继承人对遗产的贡献或继承人的经济条件作为关注重点，而是把与被继承人的亲疏作为几乎是唯一的考量因素。因此，婚姻家庭法内容的设计必须符合婚姻家庭制度的伦理性特质，将维护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和保障家庭成员的人格尊严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既要寻求具有普适性和目标性的真谛，同时也要适当兼顾满足人的世俗需要的俗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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