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犯罪学研究述评(9)

    我们每年发表大量的犯罪学文章，但它只在专家、学者狭小的圈子里流通，普及作用非常有限。许多实务工作者从来不订，从来不读犯罪学杂志，只从网上下载资料用于自己的写作。法学类学科都是枯燥的，但我们不能因此放弃了普及的努力。开放之初，读过刘星的《西窗法雨》，苏力的《法制及其本土资源》的人，一定还记得那是怎样的细雨润心、酣畅淋漓，启迪心智，让人爱不释手，长久记得。一些人因为这些书爱上了法律，知道了“公民、权利、宪法”为何物。一些职场新人感叹“刑法艰深”，已经放弃，重又坚定了职业信念。近十年来，贺卫方、刘仁文等学者关注社会和法律热点，频频在校园和政府举办研讨会，坐客网站，给全民答疑解惑，启迪智慧，发表了大量普通人读得懂，用得上的随笔和时评。还记得“孙志刚案”议论的激烈，贺卫方等学者写文章，递议案，终于促成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实行了21年的收容审查法废除。学者王大伟致力于给民众提供“用得着的防控措施”，一部作品往往带来一次热销。他们的普法模式冲破了过去的机械和僵硬，广受民众欢迎。他们扩大了法律的社会影响，提升了法律人的社会地位。和学者圈认可的法学家一样，他们同样是“最有贡献的法学家”。
    （八）人文关怀精神的缺乏
    以2009年数量最大的青少年犯罪的文章看，不少作者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将青少年群体看作违法犯罪的高危人群，主要对策思路仍然是简单的“加强管理、教育、矫正”，文章中充满着“政府话语”和“成年人的优越心态”。从根本上讲，没有把青少年，尤其是少年儿童看作和自己一样的平等主体，而当作异类和防范对象。现在社会普遍缺少关注青少年的权益，尤其是精神方面要求平等、尊重、创造的诉求，随意压制和剥夺青少年的精神权益，人为地制造出一批“叛逆者”。
    五、展望与期待
    （一）解放思想是永远的任务
    2009年“犯罪学高层论坛”中发生的风波，实质上是一个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政治家以维护秩序，保持稳定为第一要务，而学者却要在问题意识、批判精神的指导下发现时弊、完善制度、吐故纳新。争论表明，一些学者将两类不同性质的事物混为一谈了。过去也有过大家不在同一层面、没有使用同一范畴讨论一个事物的情况，结果自然是徒劳无功。这是今后一定要警惕，要努力避免的。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学科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思想解放的过程。解放思想，学者必须先行一步，要走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前头。
    （二）多元发展之路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各种事物多元共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时代。多元发展是事物快速进步的动力，符合现代社会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参与主体上看，参加犯罪学研究，推动犯罪学的发展，我们的队伍成份略显单调，主要是院校学者和检察机关的实务人员，今后应努力吸收政府官员、法官、警官、社会团体、各界人士的参与，使犯罪学在中国的研究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要破除“学在官府”、“学在校园”的旧思维，学者群体中的社会分工也可再细一些，类型再多一些。我们既需要“书斋型”的学者，也需要“宣讲型”的学者；既需要以思辩见长的基础理论研究学者，也需要以实证见长的犯罪学实务研究学者。
    从研究的风格和成果发表的形式看，也应提倡多元化发展，否则就难以适应环境的需要。一些杂志充斥了冗长的八股文，是社会迟滞、思想僵化的表现。现在网络已经从报纸杂志手中夺走了大量的读者，学术著作的表现形式必须作相应的变化。一篇文章动辄万字，甚至几万字，如果属于大家常年累月的理论创造也未尝不可，但要是题目很小的专论，就很不合时宜了，读者没有时间和耐心读你的长篇大论。可以预见，将来文学加法学的学术形式会被更多作者采用，我们也会在网上看到更多的专业随笔和时评，学者坐客网络，在各种研讨会上，和官员和民众共同交流，将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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