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犯罪学研究述评(5)

    储槐植认为，权力资本化是当前各种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权力资本化表现为公职腐败。公职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它的普遍性。它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管制能力，也大大削弱了公众同政府的亲和关系。当公众和政府的关系是亲和的，许多问题都好解决；当公众对政府有情绪时，小问题也会变成大问题。因此，反腐败应当是控制社会突发事件关键性的保障。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腐败就会抑制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拉大贫富差距。群体性事件的增长和腐败现象的增长是成正比的。
    于建嵘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作了概括：群体性事件包括维权、社会纠纷、社会泄愤、聚众犯罪等几个类别。其中，维权事件有以下4个特点：1.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权力之争。2.当事人的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中国老百姓不管表现出多么大的仇恨、敌意，都会守住规则的底线。目前还没有突破规则的。3.反应性大于进取性。都是你找他的麻烦，他才对付你，不会主动找你。4.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
    皮艺军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突发事件中，老百姓是争利不争权。群体事件从社会学来讲可能是危机，也可以是警示，有利于社会功能的重新整合。群体事件的产生，关键还是因为相对不公平，解决之道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对立情绪产生的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无限期滞后。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在腐败，但是这个根源后面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张荆提出了化解各种群体性事件的思路，认为制度安排和法律体系改造要做长远打算。1.农民工要有话语权，要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团体，通过这个团体为他们说话，缓解个人和政府之间的直接冲突。2.媒体要起到监督和宣泄的作用。现在经济形势紧张，如果把宣泄的路再堵上了，社会就会遭遇麻烦。3.上访制度要改革。2004年中国的信访达到高峰，现在居高不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司法腐败。信访现在实际上只是一个上传下达的机构，作用有限。
    卢建平提出，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对于社会冲突，有没有比事后打击、惩罚，抓几个人，治几个人更好的解决办法？我觉得，长久治安需要长期的制度安排。我们国家改革最大的缺失，就是缺乏这种长期的制度安排。
    焉烈山指出，对群体事件，对老百姓的某些正当要求，不作分析就扣帽子，是阶级斗争的思维。现在出现的一些仇官、仇政府的社会情绪，是民众对特权和社会不公正的不满，并不都是反对国家。官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官员要首先反省自己。关键是把敌意减少到最低程度，并把对立变成对官员和政府的监督，最后通过非暴力的手段达到社会的和谐。
    （二）关于有组织犯罪
    李锡海、张亚奇指出，有组织犯罪增多的经济原因是：1.新旧体制交替中经济管制的无序状态；2.私有经济的存在，恶势力利用公司形式，聚集不法之徒；3.市场竞争的负产品。在城乡基层政府社会控制力减弱的时候，就要利用一些地痞、流氓来协助工作，达到控制的目的。常见的是乡村政府组织“棒子队”下乡，用武力完成任务。城镇将黑恶势力分子吸收做保卫、保安、治安、城管工作，以恶制恶，以黑制黑，形成势力。(14)
    （三）关于青少年犯罪
    田大忠认为，预防青少年犯罪应重点抓好5种群体的工作：1.面向中小学生的、内容适当的法制和道德教育；2.针对城镇闲散青少年，加强社区教育和管理；3.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浪儿童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加强社会救助和管理；4.挽救违法犯罪青少年，开展帮教和矫治工作，要逐步完善少年司法制度；5.做好进城务工青年的维权和服务工作。(15)
    （四）关于农民工犯罪
    白岫云选择“权益”视角，分析农民工犯罪的发生原因。建筑行业吸收农民工最多，侵权最集中，全国拖欠农民工薪金的案件中，70%都发生在这里。建设工程运作中的种种违法行为，使工程款不能到位，连带无法发放工资。地方政府也是拖欠工程款的大户，占全国拖欠工程款总额的26.7%，政府对企业放权，控制力减弱，虽有愿望想保护农民工，也力不从心，农民工的“自救式犯罪”就不可避免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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