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犯罪学研究述评(8)

    （三）科学方法的缺乏
    林山田等学者批评台湾地区犯罪学研究陋俗的一段文字，用在大陆，也是比较贴近的：“大多并无实证研究为其基础，几乎任何人均可靠着幻想功能，信手拈来就可列出一大堆犯罪原因。在此状态下，本行学科不管系来自法学、医学、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学者，或是因为工作关系常与犯罪人发生关系的实务者，如警察官或监狱官，只要对于犯罪问题发生兴趣，虽无实证研究的基础，亦可靠着整理犯罪学的论著文献，著书立说，而可成为‘犯罪学家’。”(23)客观上，在中国搞实证研究的环境的确不够好，操作起来之后，甚至会遭遇难以想象的阻挠、困难和风险，但研究者在主观上也缺少进取和变换。如果利用现代传媒，抓住社会热点提供适时的服务，发展的空间和潜力还是很大的。
    （四）学术勇气的缺乏
    大家不同于普通学者的特质，在于他们的血性和勇气，敢为天下先，才能高屋建瓴，语出不凡。不如此，难成大家。这是社科创新不可缺少的。陈兴良在总结我国犯罪学界去意识形态化的努力时说：“30年前，我国的犯罪学研究深受当时极左的意识形态的桎梏。例如，私有制是犯罪的总根源，犯罪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等。这些观点形成了束缚犯罪学研究的政治教条，使犯罪学理论中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内容，极大地损害了犯罪学研究的科学性。”(24)在一个大国里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历史过程。30年对于人生是漫长的一段路，而对于一个大国的历史，也许只是一个很小的段落。旧的势力不可能短时间消除，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的真正的学者，就应该具备更多的学术勇气，敢于站出来坚持真理，承担风险，非这样，犯罪学在改造世界上不能有质的突破，往往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
    （五）文化研究的欠缺
    文化是深层次制约、影响犯罪发展的因素，也是地方化经验产生的土壤。一国文化指导下的犯罪学理论，才是有特色的，可以向外辐射进而有活力、有前途的。纵观30年来的犯罪学研究成果，发现犯罪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始终是个弱项，不仅专著稀少，而且学者们从文化视角分析犯罪时，基本上都是零星的“点”的分析，不免牵强附会，可圈可点的内容很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政治话语对学术话语的遮蔽，人们已经习惯了从政治态度、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上看待犯罪，文化因素被忽略；二是停留在“封建腐朽文化的影响，西方不良文化冲击”的简单评价上，没有对文化的全部功能作出阐释；三是学者的恐惧，惧怕“给民族，给社会主义国家抹黑”带来的风险。其实，平行国家之间，文化没有好坏之分和评价意义。一国文化就是人家最好的积淀和选择，其中的优劣因素是相伴相生的。
    （六）“刑法思维”痼疾沉重
    我国犯罪学界，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研究者，思考问题和发表看法时，都带有明显的“刑法思维”，局限了眼光和方向，不利于犯罪学科的发展。“许霆恶意提款案”发生后，在全国成为热议对象，大有“全民参与”的态势。但是通读一遍网上的各种文章、发言、留言，你会发现从官员、学者到普通百姓，众口一词地认定许霆有罪，分歧只在判多判少。这和当年德国“癖马案”、日本“第五柏岛丸案”发生时的百家争鸣的情况很不相同。只有许父和个别律师一直认为许霆无罪。别的成员一边倒可以接受，而学者们都这样众口一词就不正常了。学者是出思想的，不能随风倒。
    （七）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各种角色在改革中的分工是：学界是“主动出击”，而决策层和实务层更多地处于“被动式”应对的地位。犯罪学不为百姓了解，成果不为政府重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犯罪学研究者参加社会实践、刑事司法实践太少，无法“以作为求地位”。在许霆案诸多的访谈和发言中，我们看不到犯罪学家的身影，听不到来自犯罪学界的呼声。上世纪欧美发达国家早就经历了类似许霆案的争论，争论中产生了“期待可能性理论”。该案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典型意义，将来还有许多类似行为出现，政府和民众迫切需要来自犯罪学界的专业知识给以解答。但本来是犯罪学学者可以光彩亮相的一次次机会，却让我们轻易地放弃了。法学类的一些学科就很好地抓住和利用了这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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