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犯罪学研究述评(10)

    （三）期待中国的理论大家
    中国犯罪学发展现在面临的困境，从学科发展资源的角度看，就是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的缺乏；而理论的缺乏又缘于我国缺少一流的社会科学大家和犯罪学大家。纵观世界犯罪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史，总是在社会上先由思想家、哲学家创造新的理论、思想，倡导新的观念和行动，才有了犯罪学理论的巨大进步，前者为后者的进步提供了理论依据。许多犯罪学家，本身就是欧洲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中国难出社会科学大家的原因，深层地看，是大一统管理，同质性文化、同质性性格造成的。现在，中国产生犯罪学大家正遇适宜的社会条件。犯罪学研究者要关注上游学科理论的发展，善于学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做出新学问，做出大学问。
    （四）中华文化值得关注
    从现在开始，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从文化视角审视犯罪，检讨刑事政策的研究将会逐渐增加，带来我国犯罪原因研究的深化和犯罪对策的科学和务实。人们将逐渐认识到，文化与犯罪的关系具有根本性，一定意义上甚至有终极性的关系。调整思路，整合资源，有望增强犯罪原因成果的厚重感，更加经得起历史的检验。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年庆典，振奋了国民精神，提高了民族自信，良好的“大国心态”正在慢慢养成。人们对待学术上的反思和批判将会更加宽容和理性，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教育有了宽松的土壤，学者应顺势而上，有所作为。
    （五）科学推进少年司法
    比较发现，同属中华法系的台湾地区，与我们有诸多相似之处。唐大宇介绍说：台湾地区少年法之立法始于1955年，参酌美日等国立法例，采取“少年宜教不宜罚”之立法原则，充满着“少年保护主义”色彩。然而一经推出，立刻遭受行政机关大力批判，认为少年保护主义有“鼓励犯罪”、“妨碍社会治安维护”之嫌，乃经退回再加研讨。经过重重修改几乎已经丧失原立法精神的《少年法》才于1962年诞生，又经过两次修改后，才于1971年7月1日正式施行。前后历时16年，可谓历尽艰辛。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严刑峻罚的思想之下，推动少年保护主义之“以保护代替监禁，以教养代替刑罚”的确是一项艰难的奋斗。这也反映出犯罪学研究成果要对抗传统报应刑观念，无论在社会上或法律体系内，都必须经过长久的斗争过程，才能被接受与运用。
    比较而言，内地的情况更加典型和特殊一些，推行少年司法制度的时日可能更长，更艰难。学者一要深入实践，启迪民智，为新制度不停地鼓与呼；另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要尽可能实事求是，要明确与民族文化直接相连的事物，往往是积重难返。对待少年司法这样的事，理智的态度是“急不得，但也停不得”。
    （六）学者要承担历史使命
    转型时期，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社会为学者们有作为、大作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中，也有了较多反思性文章。这些标志着犯罪学研究在批评时弊、承载使命上的较大进步。网民批评“腐败无能”的言论很多，但大多是基于一时一事的情绪宣泄，理性成分少，影响微弱。而学者在媒体上的答疑解惑、正式发表在政府刊物上的文章，有理有据，引经据典，重在说理，剖析机理，昭示未来，常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甚至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
    下一步的后续研究，要把握好重心和节奏。其一，应当创造条件，培养学者群体的历史使命感，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氛围与合力。其二，要科学思维，全面研究。对各种改革设想不仅要做正面，而且要做负面研究。其三，不要卷入政治狂热。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学者的超脱和独立，不为利益集团驱使，保持学术的纯洁和科学。
    2009年，全国银行卡犯罪、职务犯罪、打假球赌球等犯罪，房地产商欺诈公众，违法圈钱，名人做虚假广告等事件愈演愈烈，已经受到政府的关注，犯罪学家也应该关注这些重大事件的发展变化，及时跟进，有所作为。明年政府将会有足球反赌打假风暴；公安机关与人民银行也将从明年1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0个月的打击银行卡犯罪专项行动。犯罪学家如果能适时介入，为打击行动提供各方面的智力支持，必将受到欢迎，也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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