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份 传播学的欧洲起源
19世纪的三大智者都是欧洲人,分别生于英国、奥地利、德国。 两个生活在文艺复兴期间的人代表着科学的早期萌动,一是伽利略 ,一是达芬奇。1450年后,大学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型的欧洲型大学产生于天主教教会。
德国的研究性大学的样板是创建于1737年的格廷根大学。由此开始了这样的思想:教授应该从事研究以便发现新知识,而不仅仅是将他们领域的传统科研成果传授给他们的学生。要求学生在其学习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仅仅是聆听和背诵他们所听到的知识。 因此,两个不同的大学模式被从欧洲移植到美国:
一是常青藤名牌大学的本科生的模式,即自由的艺术教育模式;二是注重研究生学习的研究性大学的德国模式。
美国大学的第三种本土的模式是:政府赠地的学院,它是由《1862年莫里尔法》所确立的,以便在农业和工程方面提供一种职业教育。对于传播学在美国的推广来说,伊利诺伊、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其他中西部的政府赠地的学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查尔斯·达尔文和进化论
乘“比格尔号”作环绕世界的旅行,最早的科学成就之一是他在阿根廷南美大草原所发现的南美鸵鸟的一个新物种。
达尔文所受到的思想的影响:
马尔萨斯关于竞争的选择作用的基本思想成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关键部分。也受到地质学家赖尔爵士的
影响;赖尔的《地质学原理》论证了地球已经历了地质变化。达尔文反对拉马克的进化论。拉马克是一个法国自然主义者,他引入了“生物学”这一语词,他声称,
各种需要决定各类身体器官的发展以及这些所获得特性后来的遗传。对达尔文思想的另一个可能的影响是斯宾塞爵士,达尔文将斯宾塞的术语“适者生存”运用到他的进化论当中。在达尔文的自由选择理论的发展当中,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拉帕戈斯群岛,他能够观察物种的隔绝过程、独立适应过程和进化过程。达尔文进化理论形成的关键是他的广泛阅读,是他能够从其他科学领域看到与生物学相似的学说的能力。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本来想等更长时间再发表,可是受到华莱士的支配,华莱士是一个年轻的自然主义者,他独立的阐述了一种自然选择的理论。发表后,达尔文引起的宗教思想家的强烈反对,宗教批评家把他列为反基督教徒。达尔文的妻子虔诚的信奉宗教,达尔文不愿意伤害她,这是他延缓出版《物种起源》的一个原因。他的助手赫胥黎成了达尔文的副指挥,他也热衷于进化论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直接涉及人类进化问题。 从1890至1930年,随着可供替代的进化理论的出现,达尔文的理论失势了。孟德尔的遗传研究表明,获得性并不是由遗传而来的,因此摧毁的拉马克的进化论。在达尔文的革命性著作发表的20年之内,大部分生物学家都转向了物种起源。
斯宾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斯宾塞兴趣广泛,涉及心理学、哲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在政治上,他是个右翼保守的思想家,自由主义的社会学家。他赞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富有启示意义的人口原理。
斯宾塞将社会进化定义为某种现象的不连贯的、无序的分布状态向连贯的、有序的变化状态的转变。先于《物种起源》约10年发明了“适者生存”的术语。他的
书在美国畅销。事实上,他的主要作用就是普及达尔文的进化论。
群体生态学理论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的,被用来解释种种组织的生存状况。它的一般目的是解释一个系统内的各种单位的生存和灭绝的原因。
进化论的贡献:
1。它在系统阐释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直接影响了马克思。
2。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表达的“变异”将库利、帕克那样的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引向社会学领域,尽管他们后来都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
3,达尔文有助于非语言传播的研究的开展。4进化论的许多概念和机制现在都被研究群体生态学的学者们所使用。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被今天的一批批学者积极地向前推进,这些人一般也不承认达尔文在开创他们的研究传统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进化论的思考在那时是一种非常风行的思想,在达尔文的著作发表前,有关生命如何变化的各种科学解释就已经被提出。事实上,即便在达尔文从1831—1836年(达尔文著作发表前28年)乘“比格尔号”作环绕世界的旅行以搜集生物资料和样本之前,其进化论所必需的大部份事实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在达尔文之前,没有人认识到它们的理论意义。
他在伦敦安家并结了婚,在仔细地列举了结婚生活的利弊以后,“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样,达尔文探究了幸福婚姻给不受干扰地从事某种革命性理论研究带来的那种一成一变的安全感”(米勒和范卢,1982)。达尔文在1842年33岁时退回到“一种隐居的个人主义的生活中,一天工作几个小时,然后陷入恶心、虚弱、头痛和心悸的折磨之中”(米勒和范卢,1982)。
对达尔文思想的另一个可能的影响是一个生活在伦敦的当代人,即社会哲
学家H·斯宾塞爵士(Herbert Spencer,1820-1903),他在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著称的理论中将进化论应用于社会生活。
斯宾塞赞同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体系决策的最有效的机制。??达尔文将斯宾塞的术语“适者生存”借用到他的进化论中。事实上,对于公众来说,这个词成为达尔文理论中最广为人知的部份。 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1723—1790)的最著名论断是:个体通过金钱收益而获得私利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的人类动机。斯密的所谓看不见的手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个体——其中每一个人都追求个人的收益——之间的自由竞争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达尔文致力于系统地提出一个一般的进化理论。他阅读奥古斯丁·孔德关于实证主义哲学的书籍。然后,他阅读亚当·斯密对于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的论述,经济竞争作为企业生存斗争的结果在使经济建立秩序方面的作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他又转向比利时统计学家阿道夫·奎特勒的著作,该著作讨论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供给只是呈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1838年10月,达尔文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便回溯奎特勒的讨论的源头。进化论的最后几个难题现在落在达尔文的面前。这时距从“比格尔”号返回已有两年时间,达尔文时年30岁。
请注意: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并不是从他的资料中跳到他面前的,也不是来自生物学的领域。相反,“直接的促成者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统计学家”(古尔德,1980)。达尔文进化理论形成的关键是他的广泛的阅读,是他能够从其他科学领域中看到与生物学相似的学说的能力。他的理论创造是一个高度的社会过程,涉及到通过与其他人的思想交流而进行逐步的建构,这些既
借助于阅读而获得,也是与科学同事广泛通信的结果。
达尔文一直等到1859年才发表他的《物种起源》。这种耽搁的原因之一是要在英国建立一个进化论科学家的共同体。随着一个支持者的无形社团的最终出现,达尔文觉得他能更好地经受住所预计的他的理论会产生的那种争论。
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直接涉及人类进化的问题。查尔斯·达尔文并不喜欢“进化”这个词,因为他觉得它含有生物进步的意思,而由于不存在固定的变化方向,所以上述意思是难以确定的。赫伯特·斯宾塞将社会进化等同于进步,因此他没有与之相类似的烦恼。
“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构成了对自然科学的根本重建,这在进化的生物学的狭窄范围之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库恩,1983)
赫伯特·斯宾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是查尔斯·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同时代人,而且他们在同一时期都生活在伦敦。
斯宾塞没有高等院校的学位,也没担任过大学的职务,且没有学生。他很少阅读,不十分博学。他通过与杰出的科学家交谈来发展他的思想??他赞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富有启示意义的人口原理。斯宾塞将社会进货定义为某种现象的不连贯的、无序的布状态向连贯的、有序的变化状态的转变。他使用来自生物学的类比,追溯社会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他先于《物种起源》约10年发明了“适者生存”的术语。他把他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状态。有人说过:“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哲学是英国工业主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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