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与社会_文化发展(3)

现代传媒与社会_文化发展

单　波: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　传播文化 λ

主义、民主自尊的出现,有助于创新人格的形成。英国文

打着“信息自由流动”的旗号向全球扩张,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世界信息传播领域,形成了一种不均衡的信息流动,即大量的媒介信息从少数几个西方国家

(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向全世界流动,同时,“信息自由流

化社会学家默多克(GrahamMurdock)在论述20世纪末的传播与当代生活时,直接用现代性话语来说明媒介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

“首先,传播媒介本身也是重要的社会惯制构成,也是工业体系的延伸,与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政体,也就是公司和民主国家,有着复杂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次,传媒重新组织日常生活,教给人们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加强人们新近形成的日常礼节和习俗,为人们重建认同感和记忆提供新的素材。

其次,,来讲,。大众传媒给人们提供各种话语、形象和解释框架,供他们在理解身在其中的社会

ωλ 变化时作参考,并帮助他们拿出个人的行动对策。”

动”原则遇到了挑战,发展中国家受到了来自美、英等西方媒体公司的信息、新闻与文化控制,处于“信息自由流,极,把边缘固定化,,。于是,自20世纪

,发展中国家发起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

动,试图打破这一不公正的体系,强调建立双向的信息流动,所有国家都应该有权使用各种信息,平等参与国际传播渠道的使用与控制,同时,根据民族国家的独立原则,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出入其国家。眼看着媒介资本扩张的“棋局”要被破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反对新原则,并不惜以脱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要挟,迫使其回避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问题。

显然,在现代性的视野里建构的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关系,注重的是媒介资本的扩张,而不是媒介的均衡发展和信息的双向流动;追求的是媒介的权力(Power)及其对他种社会、文化的支配,而不是媒介的权利(Right)所包含的对等、互利、相互尊重传播主权、广泛的参与等价值观念;推行的是传播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单向流动与单一控制,而非在文化间的协商、沟通、理解的基础上的全球化传播

。到现在,这种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关系的设定所得到的结果是:时代华纳、迪斯尼、贝塔斯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索尼、TCL、日本广播公司

(NHK)等全球媒体越来越支配着大众传媒市场。在这些传

显然,上述关于传播与发展的理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在发展观上强调统一于现代性的发展,在传播观上倾向于表达传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功能,或者说倾向于表达传媒作为工具对现代性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其实,他们在发展观上就难免忽视了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统

ξλ 一性与多样性的平衡。这种平衡对于社会、文化发展来说

是基本的,没有多样性,社会、文化的各个部分就不能形成一个能够生长、发展、繁殖和创造的实体;没有整合,社会、文化的各种不同的成分就不能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能动结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整个系统的所有因素平等互利的整合中出现的,它只能补充而不是损害多样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统一于现代性的发展,甚至仅仅以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来衡量的发展,并不是真正的发展,与此相比较,发展过程的内涵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广泛得多,只有在多样性中实现的相互协调、平等参与、共同进步,才是真正的发展。同时,他们在传播观上过多地围绕现代性价值表述传播的功能化与工具化的意义,较少从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出发认识传播的价值理性———分享共同交流的意义,忽略传播过程中的国家传播主体、文化传播主体以及主体间的互动。这样一来,传播对于发展的意义仅仅是传播促进了现代性的实现,促进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促进了民主政治的运作,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运行,促进了社会的竞争与开放社会的形成,一句话,传播与发展的关系由现代性所主宰。从理论上讲,它既具有现代性的开放性,又呈现着现代性那种对传统的断裂性特点,即抛弃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历史,建立现代传媒制度和现代传播方式,以促进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转向。这种有明显缺陷的理论在现实中则设下了有利于媒介资本扩张的“棋局”。一个突出的案例是,在1946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上,美国政府在媒介公司利益集团的推动下,使“信息自由流动”原则获得通过。结果,人们发现,美国媒介公司正是　12

媒产业巨头的引导下,全球50家媒体娱乐公司占据了当今世界上95%的传媒产业市场,目前90%以上的新闻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其中有70%是由跨国大公司垄断,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市场调研表明:在全世界跨国流通的每100本书中,就有85本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在跨国流通的每100小时的音像制品中,就有74小时的制品是从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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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不对称性的传

播,现在已经构成对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的威胁,加剧了价值体系的混乱与价值观的冲突,加快了文化同化或文化殖民的进程,加深了文化生态危机。实践证明,从现代性角度建构的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关系有如“罂粟花”,虽然是美丽的、诱人的,但却是有毒的。

三、权力关系体系中的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总是离不开“国家”与“市场”的双重介入,这种介入的结构导致的是“国家行为

现代传播双月刊2004年第1期(总第1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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