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的应用以及认知方法论文（共3篇）(2)

　　1.2.3治未病的思想

　　治未病的思想，即预防重于治疗的思想。中医历来非常重视预防，《黄帝内经》就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并论述了“防病重于治病”的意义。《素问·四气通天论》中明确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若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生动地指出了“治未病”的重要意义。上工治未病，防病重于治病，这是中医学的重要思想，预防就是要切断患病途径和疾病不良转化的途径，使人体恢复阴阳的平衡，从而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对于疾病的预防除了改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还应注意体质的改善。

　　“治未病”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未病先防”，像心肌梗塞、脑卒中、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疾病，都可以通过预防大大降低其危害性；二是“亚健康的调节”，即控制“亚健康”的转归，通过保健阻断其向临床疾病方向发展；三是指疾病的再预防，即临床治愈后预防复发。

　　以高技术支撑的“被动应战”治疗模式不但造成了低效率、高成本，而且还制造了许多灾难，只有不得病、或少得病、或原本患重病而预防保健之后患轻病、或原本早发病而预防保健之后迟发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被动应战”治疗模式所造成的低效率、高成本。这就需要将医疗行为的中心逐步前移——把预防、保健放到第一位。

　　1.2.4扶正固本，调动机体的自然修复能力的思想

　　人体是十分典型的自组织系统，它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自然修复能力，并使自身趋向或保持有序稳定这一目标。针刺疗法完全不同于药物疗法，既没有任何外来物质的输入，也没有特种能量的补充，对机体施加影响的最大特点是“双向良性调节作用”，并表现为三种形式。现代针灸学研究已经证实，针灸疗法对许多疾病的治疗效果具有可靠的生理学或生物化学方面的证据。针灸疗法的这种独特的干预方式在本质上就是通过对人体自稳调节功能的触发与强化而完成双向调节作用的，是对人体自我调节能力、自然修复能力的积极调动。另外，中医辨证施治、辨证调理十分强调扶正固本，这一思想体现的也是对人体自身强大的自然修复能力的调动。

　　1.2.5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思想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思想，即精神、心理状态与健康密切相关的思想。《素问·上古天真论》载：“……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强调了良好的精神、心理状态对“能年皆度百岁”的重要意义。现代心身医学研究也证实了许多疾病的发生都与不良的精神、心理状态密切相关。

　　1.2.6医乃仁术、医心近佛，乃苍生大医的思想

　　医乃仁术、医心近佛，乃苍生大医的思想，即医生自身的道德要求及对患者人文关怀的思想。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明代裴一中《言医·序》云：“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医，故神圣之业，非后世读书未成，生计未就，择术而居之具也。是必慧有夙因，念有专习，穷致天人之理，精思竭虑于古今之书，而后可言医。”

　　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华序》也强调：“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其立言也。一艺而三善咸备，医道之有关于世，岂不重且大耶！”古代中医学家的这类论述还有很多，这种道德境界及对患者人文关怀的思想是中医文化积极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下及未来永远需要弘扬的优秀文化。

　　2中医学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不能混淆

　　中医学具有如下双重特性，即文化属性与科学属性，亦即文化的中医学与科学的中医学。通常所说的中医学的文化解读，主要是中医学的人文文化研究，而中医学的科学研究则追求的是科学文化、科学精神。中医的人文文化考察的是孕育中医学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医的行医宗旨等；中医的科学文化追求的则是中医科学原理、科学依据、科学实证等。中医的人文文化应突出梳理中医的民族特征、自身特有的积极的价值体系；而中医的科学文化要突出其规范性、普适性。中医的人文文化是个性化的，民族特有，没有客观标准；中医的科学文化需要遵循科学规范，超越民族特征，具有客观标准。

　　中医学的人文文化属性由其漫长、丰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决定，中医学的科学属性由其在现实中治疗疾病的有效性及其机制的探索过程所决定，这双重身份好比是硬币的正反两面，二者无法分离，但又无法等同、无法相互取代。虽然这两种属性在学术分野上是清晰的，但在现实操作层面上，常常出现文化属性的内容与科学属性的内容在归属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带来了一个更为重大的错误，即研究方法的选用与研究对象的错位[3-4]，无论是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探究中医学的文化学问题，还是运用文化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探究中医学的科学问题，都是错误的，不可能获得预期的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需要恰当的契合点才有可能实现。还是拿硬币的正反两面来举例，如果你想要看清硬币的正面，只能站在与硬币正面相对的位置，但在此位置你永远看不清硬币的反面；反之亦然，也就是说，硬币的正反两面虽然永不分离，但站在同一个角度却永远无法同时看清，只有站在不同的角度才能达到完整审视的目的。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作为中医学永不分离的两面，对其进行完整的审视也需要站在不同的角度，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中医学、针灸学的文化学研究必须遵循一般文化学的研究方法，而中医学、针灸学的科学研究就必须遵循一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取得应有的研究结果，选用与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至关重要，如果错位必致失败，从现代角度对“阴阳”、“气”、“经络”实质的研究所陷入的困境无不与此相关，而这种错位又与对传统中医学不同结构层次内容的学术性质的混乱认识密切关联。如果科学超越了自己的阵地同样会无所作为，甚至招致唯科学至上、唯科学至尊的批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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