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以欧洲近现代民法的发(11)

      做出这样的说明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欧洲国家在二战后逐渐发生的民法宪法化趋势，绝不是意味着民法完全被宪法所吞没和吸收。[74]正因为如此，虽然二战后欧洲国家的民法理论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但并不影响民法学说中仍然使用着民事主体、主观权利、法律行为等传统概念，仍然在运用着诸如公法/私法、物权/债权之类的划分。任何法律理论都同时包含着价值判断和将有关的价值判断在实践层面上予以落实的技术操作等不同层面的问题。二战之后的欧洲国家的民法理念，虽然相对于先前的民法理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并不影响在技术层面上，先前的民法上的一些概念、制度工具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民法当然应该尊重宪法中的价值判断，但民法应该自己来选择合适的概念工具来实现宪法所确认的价值。[75]如果认为，民法的理念和价值判断必须与宪法的精神和原则相吻合，就意味着民法中应该原封不动地照搬宪法中的某些条文，显然是过于简单地看待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了。
      从欧洲国家在二战后发生的宪法对民法的改造，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民法理论的转型的历史经历来看，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具备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这一条件就是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由一个在政治上享有高度权威的专门机构来日常地实施宪法。原因很简单。宪法并非一个内容高度清晰的法律大全，在其中针对各种情况，都给出了具体答案，相反，与普通的法律相比，宪法中的规定更加原则、抽象，既没有具体的适用的前提条件，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效果。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具有非常巨大的弹性的解释空间的文本，出现解读上的分歧是难以避免的。这时，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宪法实施机制，在不同的宪法阐释理论中做出具有权威性、确定性的取舍，从而对宪法中的价值宣示的内涵本身进行相对的明确化和具体化，那么包括民法在内的任何部门法，试图借助于宪法化的话语模式，援引内涵高度不确定的宪法原则，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很难获得真正的成功。
      对此，我们可以意大利的法学理论为例来加以说明。在意大利建立实际运作的宪法实施机构之前，意大利的法学理论通常将宪法中的规定界定为所谓的纲领性的规范，也就是不具有真实的规范性意义的宣告。但是在意大利的宪法法院开始实际运作之后，在其发出的第一份宪法法院的判决中，就明确宣告，宪法中的规定同样是具有可实施性的法律规范[76]。举出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意大利宪法的性质因为宪法法院的一份判决发生了变化，它只是表明了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只有当宪法本身具有一种实际的生命力，并且通过宪法实施机构持续发布的司法判决，来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时候，它才能够担当起法律体系的合法性基石的作用，才能够以其在法律体系和政治体系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来整合因为法律渊源体制的民主化趋势所导致的法律体系中的价值观分歧。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包括民法在内的各部门法面向宪法的诉求，才会具有一种实践层面上的意义。[77]否则，宪法化就将沦为一种纯粹的理论话语，其充其量不过把部门法层面上发生的理论分歧，转换为不同的宪法理论之间的分歧而已。
      六、经济全球化趋势对欧洲国家民法与宪法关系的影响：当下的情形和对未来的展望
      历史的脚步从来不会停止不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当欧洲国家的宪法对传统民法理论的改造大体完成之后，新的社会经济情势导致民法与宪法的关系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这种新的社会经济情势，就是势不可挡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它的出现也对欧洲国家民法与宪法关系造成重大影响。[78]
      从历史的角度看，欧洲国家在二战后开始成熟的立宪民主制的宪法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宪法实施机制，之所以能够对民法施加一种强大的影响，并且导致传统民法理论的转型，其主要原因在于，在这一时期内，民法规范的创制和实施主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进行，并且依托于国家的法律体制。在这样的前提下，居于国家的法律体制顶端的宪法，当然能够对民法施加强大的影响。但是，当这样的前提不再具备的时候，换言之，当民法规范的创制和实施开始逐渐脱离特定国家的控制，游离于特定国家的法律体制之外的时候，曾经处于宪法控制之下的民法，也就不再那么容易被驯服了。这时民法与宪法关系也必然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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