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封闭公司特有的所有权与治理结构——以美国经验为例(5)

    基于上述分析，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认为“封闭公司股东相互负有的信托责任，与合伙人相互负有的信托责任大致相当” [39]。法院认为信托责任的标准是“是否尽到最大限度的善意与忠诚”，并且应当是“比传统上公司董事所负的诚实、公平义务更为严格”的义务[40]。为满足这个标准，如果控股股东的股份被公司回购，控股股东必须使公司给予全体股东以同等价格将等比例的股份出让给公司的机会。法院因此要求被告或将公司已经自其手中回购的股份重新买入并支付利息，或自原告手中以相同价格回购股份但无须支付利息。
    一年后，该法院又在一起典型的“排挤”案件中对Donahue案所采取的严格诚实信用标准修正为“正当商业目的”标准。在Wilkes v. Springside Nursing Home, Inc.一案（以下简称“Wilkes”案）中[41]，少数股东与其他股东关系恶化，于是被公司免去董事、高管职务并解雇、停薪。法院认为，如控股股东的行为妨碍少数股东实现其对公司投资之目的或妨碍其获得平等的投资回报，则多数股东就违反了其对少数股东所负的信托责任。法院指出，少数股东经常靠工资收入作为其取得投资回报的主要形式，因此其出资入股的主要原因就是其与公司的雇佣关系能得到保证。剥夺他的公司高管职位，也就严重妨碍了其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
    显然，法院担心滥用Donahue案的规则将对封闭公司控股股东正当行使控制权的行为施加不必要的限制，从而妨碍其为增进全体当事人的利益而对公司采取有效管理。鉴于多数股东对公司的“自利行为”与其对少数股东的信托责任之间必须有某种平衡，法院允许被控违反信托责任的多数股东援引“正当商业目的”作为自身行为的抗辩。如果多数股东能证明存在正当商业目的，则少数股东必须进一步证明，采取其他对少数股东利益损害更小的措施也能达到此种目的。本案中，由于被告不能证明解雇原告的行为是为了实现正当商业目的，故法院判定多数股东违反了对少数股东的信托责任。因此，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被免去公司董事、高管职务所蒙受的工资损失。
    Donahue案中，法院已经注意到可能出现封闭公司的多数股东要求法院保护其权益不受少数股东侵犯的情况。结果这种情况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后来审理的一起公司僵局案中出现了。该案被告恰好是掌握了对公司决策否决权的少数股东。
    在Smith v. Atlantic Properties, Inc.一案（以下简称“Smith案”）中[42]，被告是封闭公司中四名持有等额股份的股东之一。根据公司章程和管理规章关于表决的超级多数要求的规定，每名股东对公司的决策均有否决权。虽然其他三名股东主张分配股息，但被告始终反对。最终公司因大量积累未分配利润被美国国税局处以高额罚款。法院查明，被告对分配股息投反对票的主要动机是被告对其他股东的反感以及意图避税，并非是为了给公司增资。
    法院认为，掌握否决权的股东投票时应视为临时的控股股东。如少数股东对公司决策具有否决权，则其对多数股东也负有信托责任。在权衡了被告提出的导致其行为的商业目的和利益后，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超出了合理范围，没有正当理由使公司承受巨大风险，导致公司遭到税务罚款，与其所应负的最大限度的诚实和忠诚义务相矛盾。因此，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公司因其不合理行为所受的损失。
    强制解散之诉
    封闭公司股东兼任管理者，因此股东/管理者相互之间关系融洽对于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显得至关重要。股东欺压或公司僵局通常导致公司投资人之间关系恶化。股东关系一日不恢复正常，公司就一日不能恢复顺利运营，而身陷困境的股东通常有两种有效的脱困方式：持异议的少数股东将其股份出 让后退出公司，或申请公司强制解散[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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