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多元认知的国家整合1(7)

任命”，“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秩序，保卫地方的治安”。 当时，“由于经济危机，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中西部局势紧张，有出现政治动乱的可能性”。为“加强领导和训练有素的部队，以防发生不测”，二战中赫赫有名的五星上将马歇尔曾被调往伊利诺斯州的国民警卫队担任高级教官。

　　可见，恩格斯的话至今没有过时，他在为1891年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导言中这样写道：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及由此建立的苏维埃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由此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代国家中最能反映人民“公意”的。

　　这是因为“革命”只能是多数人的行为，而多数人在国家公民中天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革命——只要是真正的人民革命——行为也是法权行为，而由革命产生的政权就是勿须论证的天然合法的政权。与19世纪克伦威尔的政权的合法性源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利坚合众国的合法性源于美国独立战争的道理一样，20世纪的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源于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19世纪欧美革命相同的是：19世纪的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与20世纪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但二者不同的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在联合作为国家主体力量的工人农民获得革命成功、建立新国家之后就立即转入对过去的敌人封建势力和曾经的朋友的双重专政。对封建势力的专政是为了巩固政权，而对工农的专政则为了保证资本的高额利润。这样就导致欧美资产阶级国家与人民主体脱离并异化为少数阶级压迫多数主体阶级的政权并由此曾在一波又一波如欧洲1848年大革命、法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美国于19世纪70、90年代的工人运动及俄国20世纪初发生的人民革命
、中国20至30年代出现的工农“土地革命”中出现过其合法性危机。只是由于它们及时地发动了东方战争，如英国19世纪40、50年代发动的对中国和对印度的战争及美国19世纪末发动“太平洋战争”等，通过战争从东方大规模掠夺财富和高额利润并以此使国内工人农民的利益损失得以补偿，这才使欧美国家渡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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