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身份,这既是中国人权事业的重大变化,也是近现代国家转型的一般规律。
现代主权意义上的中国国家主权诞生于旧民主革命阶段,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斗争中,1949年中华各民族在自觉让渡出各自的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共同组成代表中华各民族利益,尤其是代表各民族中劳动者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由此形成国际一致认可的国家主权。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基于国内居民主体即绝大多数劳动者拥护的国内合法性和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国际合法性得以确立。
阶级专政是现代国家——不管它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苏联、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普遍经历过的必要的过渡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共同体,其间中国经历了人民民主专政时期。80、90年代,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时国家居民的身份实际上从阶级成分整体地转变为国家公民身份,国家主权则转变为包括有产者在内的全体纳税公民的命运共同体。2004年,笔者到深圳讲课,发现深圳人,尤其是深圳的富人的国家意识非常强烈。这使我意识到:当代中国的有产者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成命运共同体。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经意间正在犯着得鱼忘筌的错误:在将有产者纳入国家建设力量的同时,又产生着将劳动者在基尼系数不断扩大中逐出这个命运共同体即公民国家的倾向,其结果是将本是国家公民的内部矛盾再次异化为阶级矛盾并由此再次造成国家内的阶级裂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欧洲是完备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发源地。《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是欧洲阶级斗争激化的理论表现,而造成阶级斗争白热化的原因在于那时一部分欧洲大陆国家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以后片面追求效益和利润,致使国内基尼系数迅速扩大: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英国、法国和7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都出现过严重的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激烈的国内阶级斗争及相应的阶级斗争理论。
那么,后来它们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们强调海军实力,强力保护海外利益,并强力使海外利润回流到国内。它们是通过海外扩
张和由此产生的高额利润回流补偿国内贫困阶层,并由此实现了国内工农劳动者贫困的国际化转移。美国在20世纪初开始重视教育和公民权益,和谐社会的一些因素逐渐出现。
经验表明:公民国家的建立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撑。在不改变既定的市场经济前提和资本效率的前提下,公民国家如果没有外部资源的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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