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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八达的繁华大道。
我一天问几次服务台，真担心那个热心而又有些怪异的和久田贤治会赶到这里来送我。
许多同学到了在YKC家访的家庭告别，大家和我一样，尽管只是一天的家访，已和他们成了朋友。
我给裕子家打了电话，裕子热情地邀我去他家，因时间紧，况且又不便离开集体外宿，我只能在电话中与她一家人告别了。裕子和她的儿子辽太、女儿绿都在电话那端轮流向我告别。他们是我一年中少有的异国朋友，尽管不愿再看日本冷漠的面孔，但听到裕子一家人的话语，我真有些感动。
在AOTS东京总部，内田裕昌代表友爱日中研修协会和AOTS的先生们共同为我们举行了简短的修了仪式，每个人上台领取了研修证书。我为那两先期回国的同学代领了与我们不一样的证书。走上台时，我还为两同学的“早退”感到莫名的郁忿和悲悯。 全团16人，最后的“全家福”里有两位没能与我们在一起。
10月16日一早，内田裕昌和他的秘书特意为我们租了一辆大轿车，送我们到成田机场。
大轿车在市区、郊区、郊外，在高速公路上，向成田机场急驶。也许大家经过这一年的体验，都有了与来时不同的感受，或是太多的情感无法用言语表达。一路上大家的话非常少，有人在打盹。
林立的高楼大厦离我们远去了，都市里密匝匝的建筑、叠式的公路离我们远去了。车出了东京，奔驰在海边上。回头望去，高大摩登的建筑如同浮在海面的积木，在湛蓝的大海中，高楼上闪闪发亮的玻璃和一幢幢挺拔的大厦在透明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漂亮，令人激动。 临出东京时，我终于看到了那个被人们神话了的跑马场。
在磐田，周军曾把一个月的工钱都用来买了马票，中了头彩价值是四亿日元，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动心的数目啊，谁都希望能够创造奇迹。周军曾乐观地对我说：“我要中了这四亿日元，第一件事……”
我说：“回国，投资或过日子。”我抢着附合他，逗他开心。
“哪里，哪里，大哥，您怎么总忘记咱这是奋斗的开始，怎么能回去呢？”周军总是有他的道理。
他说：“第一，把你拉下水，咱们把这钱投资在日本，开它个中华料理店；第二，扩大经营规模并转向多元化，那时，我再继续读个学位，这边就拜托大哥了。”周军一直想着在日本能干些什么。他说过，即使不中彩，也要把过去在中国的生活观念转变过来。
买马票赌马也是日本人中较盛的投资游戏，东京一位朋友的朋友曾一次中了四千万日元，高兴得差点疯过去，第二天就买票回国了。
朋友的朋友说：“咱到这里来是图什么，不就是为钱吗？既然有了钱就该回国了。”这一笔钱是够他在中国花费了，可惜这彩没有中在有用钱“志向”的人头上。真是窝囊了那大奖了，这些守财奴，周军不止一次对这些人产生感慨。 跑马场每周开赛都吸引着十几万人在这里寻找发财梦……
车很快就到了成田空港，我们就要走过安全检查门了。大家只顾忙碌自己的物品了，再没有人象初次见到内田时的那种兴奋了。在安检门口，内田裕昌和他秘书和我们告别。没人知道他一年要几次这样迎送中国研修生，没人知道他这是干多少年的工作了。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跑这么远的路也不容易，内田依然精神矍铄。
在东京，同学们曾再次谈起他。
有同学说：“内田这老商人，肯定在我们身上赚钱了，自己是体面的蛇头，还要受我国政府表彰，真是名利双收。”
有同学争辩道：“内田就是这个社会的商品产物，是干了好事，也肯定在中国研修生身上赚了钱，但这也是周瑜打黄盖啊。”“白求恩那样的国际主义战士没有喽，内田赚不赚钱且不论，你不是还积极主动地跑来了吗？”同学们仍在争辩。 也许是经历不同产生的感受不同，每个人对日本社会和内田都有了不同的认识。 进了安检大厅，同学们围坐在候机沙发上依然在谈对内田裕昌和对日本的感受。
老诚厚道的彭毛长叹一口气说道：“人们都说留美爱美、留日反日，这一年，我算是看透这个冰冷的社会了。” 同学小薛反问他：“这样也很好哇，给国家培养了一名反和平演变战士，不也达到了研修的目的吗。”
回想这一年中的孤寂、单调而又紧张的研修生活，想到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与朋友争论。彭毛的话给我很大刺激，正如《北京人在纽约》中说到那样--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那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日本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文环境社会，一个由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的现实形态，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衍进而形成的文化形态，由于文化的相异性对这个民族产生的影响。
中日两国是世界上是文化最具相同性的两个国家，历史上中日的交往是很早也是很多的，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受文字、建筑、科学、佛教的影响，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是战争破坏了人们心中维系的美好历史，战争摧毁了人们的原本正常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战争，这一衣带水的邻邦将是世界友好交流的典范。
所谓日本的“一小撮”右翼分子是有其丰富的生存土壤的。日本战后的几届内阁、多少任总理大臣都以“暧昧的国民性”为幌子，对战争问题闪烁其辞，小泉纯一郎可以在中国的泸沟桥纪念馆向中国人民鞠躬，可是马上他又在靖国神社参拜那里的战犯。日本真是一个复杂而又说不清的社会。 日本，你为什么不道歉。
候机厅里大家直抒胸臆，议论了日本的许多是是非非。
巨大的国航波音747，那架曾载着我们来的航班，又在一年后的今天载着我们走，这似乎是一个句号的最后。
飞机内的电子地图板上，显示着飞机行进的路线。倚窗俯视，东京在向我们身后退去，机场周围的稻田、农舍向我们身后退去，看万里碧空中一团团翻滚涌动的白云，看起伏的青山，看到已是白雪盖头的富士山，日本离我们渐渐远去了。 一会儿，我们又看到了飞机下波光粼粼的海，大海的前方就是中国了……
我还沉浸在遐思远眺之时，忽然感到肩膀被轻轻拍了一下，抬头一看，是个青年男子，他犹犹豫豫地用日语问我：“您是中国人吧？”我点头一边承认着，一边疑惑地问：“您是？……有什么事吗？”
那人马上就开朗地笑起来，用汉语告诉我：“你一登上飞机我就看到你了，只是不敢确认，能在这里相见真是太传奇了，真高兴……”
可我对这人没有一点印象，只能疑狐满腹地听他那么激动兴奋地说着：“嗨，在日本两年了，真是有苦有乐的两年，我是省里选派的技能生，是通过考试才能来的，日本的产业自动化程度很高，但是有技能的劳动力不足，所以就让我们这些既想开眼界见世面又想挣钱的人来了。这两年真是……” 话一开始我也不便再问他姓甚名谁了，只好顺水推舟地“嗯啊”地敷衍着。
也许是两年的别愁离苦，使他见到中国人有些激动吧，这青年很健谈：“这两年干的活儿，比在车内十年干得还多，难怪小日本发展那么快，每天都是工作、工作、工作，逼着你晚上睡觉都得睁只眼睛想工作。不过也是啊，如果咱们也是这么个干法，那社会主义早就不是初级阶段了。” 因他不便在飞机通道上久留，说了一会儿，这个青年还是礼貌地告辞了。谈了半天我也没有想起这位热情的年轻人是谁。 在日本，尽管平时学习工作很忙，但在每个地区都可以遇见同胞，每个人的背后也都有一串动人的故事。 面对这位年轻人，我想起在东京遇到的一位年轻人。
那也是我朋友的朋友，见面那天晚上我们在东京一家饭店里，一直聊到凌晨。这位年轻人也是来研修的，但到期他就“黑”下来了。在国内，他大学毕业到了一家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第三年因为中日合作项目的需要，他被选派到日本研修。一年里，他看到日本与国内的反差，他动心了，面对国内年老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孩子，他“为家庭的将来和自己的后半生”考虑，他还是滞留下来了。至今，已在日十一年，仍是不分昼夜地打工，因为是非法滞留，他不想也一直无法回国。他说：“现在看到老婆孩子的照片如同看到陌生人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说起国内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概念而已。”分别比相聚相识时间长得多，再什么感情，也会被这现实而又严酷的生活榨得变形的。 他说：“现在，我反而想不出当年为什么要黑下来。” “那你可以去大使馆申请，补办手续回国啊。”我问他。
“不，绝对不会。”他向我瞪着通红的眼睛，似乎我就要把他遗返回国似的。他眼睛里没有丝毫的犹豫和羞愧，反问我：“你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你看到了什么，物质丰富了？买肉不排队了？在社会财富的产生过程中，你看中国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他说得很多也很激动，好象是多年来在心里抑郁已久的话，此时找到了发泄的闸口。
在他滔滔不绝的暂停之间，我问他：“你在这里感觉怎么样？”
他很自得地说：“给家里的人民币怎么也有三百多万，我回去可以悠哉地生活了。”
我问：“这十一年就这样打工生活，有钱又能怎样呢？从你刚才谈话看你不属于那类只为钱忙碌的人啊。” 他一时语塞。我也无心与他再谈，离开房间，已是凌晨四点了。他早起七点还要赶到打工的那幢公寓去。 也许我太无视金钱的价值了，或许他慷慨激昂的一席话会打动许多人的心。然而我不会产生共鸣。 巨大的飞机已进入了中国国境，如果不是广播提示，是怎么也看不出来的。
这里，有我的白发父母在倚窗盼我，有妻儿和朋友在等待我，有许许多多亲切的人和事。尽管这里的一切还是那么多不如人意，还有着那么多的矛盾和彷徨。
我只能栖息在这片贫瘠沉重给我生命和力量的土地。 三、回家的路
一年研修的最后一周是在东京总结。10月10日起，同学们陆续住进了亚细亚会馆，这里位于六本木使馆区，环境优雅，地处闹市而又无喧闹。出门就可以看见亚洲第二高东京塔。六本木本身就是以名物显贵著称的商业区，这里许多高级时装都是代表日本最高水准的。走出亚西亚会馆不远，就可抵四通八达的繁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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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天问几次服务台，真担心那个热心而又有些怪异的和久田贤治会赶到这里来送我。
许多同学到了在YKC家访的家庭告别，大家和我一样，尽管只是一天的家访，已和他们成了朋友。
我给裕子家打了电话，裕子热情地邀我去他家，因时间紧，况且又不便离开集体外宿，我只能在电话中与她一家人告别了。裕子和她的儿子辽太、女儿绿都在电话那端轮流向我告别。他们是我一年中少有的异国朋友，尽管不愿再看日本冷漠的面孔，但听到裕子一家人的话语，我真有些感动。
在AOTS东京总部，内田裕昌代表友爱日中研修协会和AOTS的先生们共同为我们举行了简短的修了仪式，每个人上台领取了研修证书。我为那两先期回国的同学代领了与我们不一样的证书。走上台时，我还为两同学的“早退”感到莫名的郁忿和悲悯。 全团16人，最后的“全家福”里有两位没能与我们在一起。
10月16日一早，内田裕昌和他的秘书特意为我们租了一辆大轿车，送我们到成田机场。
大轿车在市区、郊区、郊外，在高速公路上，向成田机场急驶。也许大家经过这一年的体验，都有了与来时不同的感受，或是太多的情感无法用言语表达。一路上大家的话非常少，有人在打盹。
林立的高楼大厦离我们远去了，都市里密匝匝的建筑、叠式的公路离我们远去了。车出了东京，奔驰在海边上。回头望去，高大摩登的建筑如同浮在海面的积木，在湛蓝的大海中，高楼上闪闪发亮的玻璃和一幢幢挺拔的大厦在透明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漂亮，令人激动。 临出东京时，我终于看到了那个被人们神话了的跑马场。
在磐田，周军曾把一个月的工钱都用来买了马票，中了头彩价值是四亿日元，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动心的数目啊，谁都希望能够创造奇迹。周军曾乐观地对我说：“我要中了这四亿日元，第一件事……”
我说：“回国，投资或过日子。”我抢着附合他，逗他开心。
“哪里，哪里，大哥，您怎么总忘记咱这是奋斗的开始，怎么能回去呢？”周军总是有他的道理。
他说：“第一，把你拉下水，咱们把这钱投资在日本，开它个中华料理店；第二，扩大经营规模并转向多元化，那时，我再继续读个学位，这边就拜托大哥了。”周军一直想着在日本能干些什么。他说过，即使不中彩，也要把过去在中国的生活观念转变过来。
买马票赌马也是日本人中较盛的投资游戏，东京一位朋友的朋友曾一次中了四千万日元，高兴得差点疯过去，第二天就买票回国了。
朋友的朋友说：“咱到这里来是图什么，不就是为钱吗？既然有了钱就该回国了。”这一笔钱是够他在中国花费了，可惜这彩没有中在有用钱“志向”的人头上。真是窝囊了那大奖了，这些守财奴，周军不止一次对这些人产生感慨。 跑马场每周开赛都吸引着十几万人在这里寻找发财梦……
车很快就到了成田空港，我们就要走过安全检查门了。大家只顾忙碌自己的物品了，再没有人象初次见到内田时的那种兴奋了。在安检门口，内田裕昌和他秘书和我们告别。没人知道他一年要几次这样迎送中国研修生，没人知道他这是干多少年的工作了。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跑这么远的路也不容易，内田依然精神矍铄。
在东京，同学们曾再次谈起他。
有同学说：“内田这老商人，肯定在我们身上赚钱了，自己是体面的蛇头，还要受我国政府表彰，真是名利双收。”
有同学争辩道：“内田就是这个社会的商品产物，是干了好事，也肯定在中国研修生身上赚了钱，但这也是周瑜打黄盖啊。”“白求恩那样的国际主义战士没有喽，内田赚不赚钱且不论，你不是还积极主动地跑来了吗？”同学们仍在争辩。 也许是经历不同产生的感受不同，每个人对日本社会和内田都有了不同的认识。 进了安检大厅，同学们围坐在候机沙发上依然在谈对内田裕昌和对日本的感受。
老诚厚道的彭毛长叹一口气说道：“人们都说留美爱美、留日反日，这一年，我算是看透这个冰冷的社会了。” 同学小薛反问他：“这样也很好哇，给国家培养了一名反和平演变战士，不也达到了研修的目的吗。”
回想这一年中的孤寂、单调而又紧张的研修生活，想到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与朋友争论。彭毛的话给我很大刺激，正如《北京人在纽约》中说到那样--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那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日本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文环境社会，一个由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的现实形态，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衍进而形成的文化形态，由于文化的相异性对这个民族产生的影响。
中日两国是世界上是文化最具相同性的两个国家，历史上中日的交往是很早也是很多的，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受文字、建筑、科学、佛教的影响，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是战争破坏了人们心中维系的美好历史，战争摧毁了人们的原本正常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战争，这一衣带水的邻邦将是世界友好交流的典范。
所谓日本的“一小撮”右翼分子是有其丰富的生存土壤的。日本战后的几届内阁、多少任总理大臣都以“暧昧的国民性”为幌子，对战争问题闪烁其辞，小泉纯一郎可以在中国的泸沟桥纪念馆向中国人民鞠躬，可是马上他又在靖国神社参拜那里的战犯。日本真是一个复杂而又说不清的社会。 日本，你为什么不道歉。
候机厅里大家直抒胸臆，议论了日本的许多是是非非。
巨大的国航波音747，那架曾载着我们来的航班，又在一年后的今天载着我们走，这似乎是一个句号的最后。
飞机内的电子地图板上，显示着飞机行进的路线。倚窗俯视，东京在向我们身后退去，机场周围的稻田、农舍向我们身后退去，看万里碧空中一团团翻滚涌动的白云，看起伏的青山，看到已是白雪盖头的富士山，日本离我们渐渐远去了。 一会儿，我们又看到了飞机下波光粼粼的海，大海的前方就是中国了……
我还沉浸在遐思远眺之时，忽然感到肩膀被轻轻拍了一下，抬头一看，是个青年男子，他犹犹豫豫地用日语问我：“您是中国人吧？”我点头一边承认着，一边疑惑地问：“您是？……有什么事吗？”
那人马上就开朗地笑起来，用汉语告诉我：“你一登上飞机我就看到你了，只是不敢确认，能在这里相见真是太传奇了，真高兴……”
可我对这人没有一点印象，只能疑狐满腹地听他那么激动兴奋地说着：“嗨，在日本两年了，真是有苦有乐的两年，我是省里选派的技能生，是通过考试才能来的，日本的产业自动化程度很高，但是有技能的劳动力不足，所以就让我们这些既想开眼界见世面又想挣钱的人来了。这两年真是……” 话一开始我也不便再问他姓甚名谁了，只好顺水推舟地“嗯啊”地敷衍着。
也许是两年的别愁离苦，使他见到中国人有些激动吧，这青年很健谈：“这两年干的活儿，比在车内十年干得还多，难怪小日本发展那么快，每天都是工作、工作、工作，逼着你晚上睡觉都得睁只眼睛想工作。不过也是啊，如果咱们也是这么个干法，那社会主义早就不是初级阶段了。” 因他不便在飞机通道上久留，说了一会儿，这个青年还是礼貌地告辞了。谈了半天我也没有想起这位热情的年轻人是谁。 在日本，尽管平时学习工作很忙，但在每个地区都可以遇见同胞，每个人的背后也都有一串动人的故事。 面对这位年轻人，我想起在东京遇到的一位年轻人。
那也是我朋友的朋友，见面那天晚上我们在东京一家饭店里，一直聊到凌晨。这位年轻人也是来研修的，但到期他就“黑”下来了。在国内，他大学毕业到了一家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第三年因为中日合作项目的需要，他被选派到日本研修。一年里，他看到日本与国内的反差，他动心了，面对国内年老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孩子，他“为家庭的将来和自己的后半生”考虑，他还是滞留下来了。至今，已在日十一年，仍是不分昼夜地打工，因为是非法滞留，他不想也一直无法回国。他说：“现在看到老婆孩子的照片如同看到陌生人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说起国内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概念而已。”分别比相聚相识时间长得多，再什么感情，也会被这现实而又严酷的生活榨得变形的。 他说：“现在，我反而想不出当年为什么要黑下来。” “那你可以去大使馆申请，补办手续回国啊。”我问他。
“不，绝对不会。”他向我瞪着通红的眼睛，似乎我就要把他遗返回国似的。他眼睛里没有丝毫的犹豫和羞愧，反问我：“你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你看到了什么，物质丰富了？买肉不排队了？在社会财富的产生过程中，你看中国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他说得很多也很激动，好象是多年来在心里抑郁已久的话，此时找到了发泄的闸口。
在他滔滔不绝的暂停之间，我问他：“你在这里感觉怎么样？”
他很自得地说：“给家里的人民币怎么也有三百多万，我回去可以悠哉地生活了。”
我问：“这十一年就这样打工生活，有钱又能怎样呢？从你刚才谈话看你不属于那类只为钱忙碌的人啊。” 他一时语塞。我也无心与他再谈，离开房间，已是凌晨四点了。他早起七点还要赶到打工的那幢公寓去。 也许我太无视金钱的价值了，或许他慷慨激昂的一席话会打动许多人的心。然而我不会产生共鸣。 巨大的飞机已进入了中国国境，如果不是广播提示，是怎么也看不出来的。
这里，有我的白发父母在倚窗盼我，有妻儿和朋友在等待我，有许许多多亲切的人和事。尽管这里的一切还是那么多不如人意，还有着那么多的矛盾和彷徨。
我只能栖息在这片贫瘠沉重给我生命和力量的土地。 四、相逢在北京
阳春三月，大地春意融融，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相聚在中国科技会堂。全国第二届青年归国研修生代表议暨人才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为了这一天，我们期待了很久。
中国科技会堂是中国科学院的所在地，这里群英荟萃，是全国科技英才的地方，各个学术厅和会堂、走廊上都悬挂着中外科技名人的照片，每当人们走进这里对前贤们的敬仰之情便会油然而升。这次会议是团中央和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等部委联合召开的。说是青年归国研修生的会议，其实年轻人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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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因为自八十年代初期，向海外派遣“青年技术人员”学习管理和专业技术的工作就开始了，二十多年来，这些曾经年轻的学子们都多都成为鬓毛衰的老者了。也许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他们与研修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出乎办会者意料的是，研修生们对会议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从会议通知发出到开会那天，团中央每天都能接到许多电话，纷纷表示要参加大会，大家都想在这个群体中再感受海外学习的那种激动的心情，回味青年时走过的路。以至于原计划120名代表的会议到开会时已达到148人。
代表中有80 年代初就出去学习，现在已年逾六旬的学长，有在海外研修之后又攻读了学位，已成长为国内外同行中有所成就的学者，有在海外旅居十多年的游子，也有在会议前三天才归来的晚辈。真是少长咸宜，群贤毕至的盛会。
因为团中央选派海外研修是以日本为主，今年又是中日邦交30周年，所以，参加这次会议的外方代表只有日本的。日中友爱、JC（日本青年联盟）经团联、日本建设等大的研修生接受团体和企业代表都来了。令我高兴的是，在报到那天，我看到了内田裕昌、坂本裕之和冈野敦彦等熟悉的名字。坂本已晋升为雅马哈发动机会社人事室室长，冈野晋升为课长。
大会开幕式是在科技会堂会议厅进行的，按大会要求，我们148名代表提前进入会场，然后是领导人和外宾入场。当日方代表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排着队依次进入时，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人和这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友人招手致意。我看到了坂本和冈野，分别两年也没有什么变化。坂本一身银灰色西装，那花白的头发仍一根根站立着似的硬硬地向后梳着，眼镜后面那双精明的眼睛不断地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冈野则是一副年轻人装扮，藏蓝色的西装下，穿着灰色方格裤子，显得很精神。二人在入场的队伍中显得很平常。
我坐在那里和大家一样鼓掌但目不转睛地盯着坂本。终于，坂本那不停转动的眼睛与我的目光遇到一起。他高兴地向我招手，我离开座位，跑过去和他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也很激动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冈野在边上也高兴地说：“我们一直想着你，知道你也参加这次大会，我们一路都在念叨你那。”毕竟是在会场上，我们简短地说了几句，我就重新回到座位了。
团中央很对这五年一次的归国研修生会议很重视，团中央的三位书记都到会了。因为这次会议是国家级纪念中日邦交30 周年的活动，中共中央联络部、外交部、人事部和外专局的领导都到会了。
会议回顾了中日青年研修的历史，在提及二十多年来赴日研修事业时，团中央领导的发言和代表们感慨万分。
向日本派遣青年研修生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日本友好政治家着眼于建设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培养跨世纪青年人才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1979年，作为全国第一家向日本选派研修生的团中央是顶着很大压力的，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现在有很大的差距，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活动。二十多年过去了，团中央的一些当年的青年干部都已人到中年，许多人都已告老还乡，但是这项工作并没有停下来而在不断发展。继研修之后，团中央每年以百人团的方式与日本青年互访，中日两国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的建设的青年友好交往有了更广泛的领域。
通过选派青年技术人员的海外研修，中日两国青年组织在环境保护、技术项目引进等方面有了更广泛的发展，在日本之后，欧美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都有我国青年研修生的足迹。通过研修事业，中国青年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日倚增强。
在会上，团中央和国务院外国专家局为日中友爱和雅马哈发动机（株）会社颁发了青年友谊奖和感谢状。内田裕昌年事已高，前年访华时有摔伤了腿，行动很缓慢了。在人们的搀扶下，颤巍巍的内田走上主席台讲话。毕竟是一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资深人物，是中国青年研修生事业发展的亲历者，他的讲话赢得了大家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一个上午的议程在热烈紧张的进行着。我没有想到的是内田竟然有那么好的人气。大会一结束，许多代表呼啦地拥到他身边，热情地向他问候，人们争先恐后地与他合影，记者的摄象机忙不跌地围着他们转。
那个时刻，我想起了内田在YKC对我们讲的那番话，想起同学们对他的看法。也许，他身上还有许多我所不知的东西吧。
雅马哈也是这次被感谢的企业之一。坂本他们成了我们这些雅马哈研修生的红人。二十多年来，雅马哈接受研修生已达70 多人，这次会议的代表中就有第一批去雅马哈的研修生代表。也是大家谈得太兴奋了，当我们最后离开会场时，坂本手里的“感谢状”竟不见了，一时急得他四处寻找。倒是雅马哈事务所的于大姐帮他找了回来。
中午的宴会上，主持人的祝酒辞中最后的“干杯”声刚一落地，大厅内的掌声、碰杯声响成一片。只是一会儿功夫，大家就端着酒杯四处敬酒去了，坂本和冈野在几位同学的热情劝说下喝得面热酒酣。
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就是因为有着相同的背景，使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就成了朋友。海外学习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轨迹。在众多的知本家和学者身上，我想起了在东京OB会上那些青年的身影，想起我和坂本的对话。
山东科技大学副教授陈安丽女士，八十年代的研修生，当年，她研修回国仅一周，就又踏上了异国求学路，十四年过去了，她已成为研究日本古典文学的博士。
李克欣，工学博士，国内著名的环保专家，日本研修后，又在英国和美国继续学习，归国后以知识创造财富，成为大上海知本家的代表人物。
苏寿堂，山东著名的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北大经济学博士，这位从七万元起家发展到三亿多资产的传奇人物父子两代都是研修生，其子从日本研修后，现在美国读MBA。每个人身上都是一篇动人的故事。
罗欣只有33岁，看起来还是个大学生的他已是南方一著名的房地产商了。这位同济大学的高才生93年研修回来就再没有回单位上班。他说，如果回来和去之前一个样，我就不出去了。几经风雨的小罗成功了。至今他仍不断总结自己的研修生活，他说：“我始终在以旁观者的眼光打量我的企业，追求管理中的文化意识。”
会议的最后一天，代表们到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领导的接见。我走出大会堂的大门，望着春天的和煦的阳光，郁郁葱葱的树木。又是一度东风尽，几度春光，今又春光。人生如白驹过隙。“老苒苒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屈子的话再次在我内心深处响起。
几天来，大家又回忆起为中国青年研修事业不竭努力的冈崎嘉平太和许多日本友人。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如果没有冈崎嘉平太的帮助，青年研修事业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中国人民怀念这位给我们做了工作的朋友。
冈崎嘉平太生前是日中经济常任顾问，中日青年研修协会的创始人，出于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帮助，他于1979年致函中国青联和国家领导人，拉开了中国青年研修的序幕。二十多年过去了，斯人已去，业绩昭人。
会议期间，坂本代表雅马哈发动机公司在燕京饭店宴请了我们到会的人员，酒酣耳热时，我与细川有了再次见面的约定。
历史总是倾向重要的事件和人物，企业的发展也是如此，真正能够产生长远影响的也许就是那当初并未引起注意的细节。为什么当年的“山叶”能够在那么严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呢。这就是我要访问雅马哈事务所的理由。
散会第二天，我如约来到北京发展大厦，为寻找答案，也是为修正本书的观点。于是，与细川昌之有了深入的交谈。
细川昌之是个严谨的职业人，对雅马哈的未来充满信心。当我们谈起中国摩托车市场的发展和入世以后中日两国的摩托车行业竞争时。当我问起雅马哈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细川马上纠正道：“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困难，现在我们首先要完成的是雅马哈的目标，而不能更多的谈困难。”
细川知道我正在着手写这本书，他一直以一种职业的警觉回答我的问题。他说，目前中国的摩托车市场如同雅马哈初创时期的日本，300多家生产厂家，竞争非常激烈，不平衡的市场关系使许多日资企业感到压力，加上沿海城市限制发展，对外来投资者来说风险增加了。
我说，如果没有八十年代彩电生产厂家的大规模发展也不会有那么多倒产的厂家，不会有那么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事情本身看，这里有投资问题和竞争等多方面问题，但是也许今天中国人还是要凭票供应，走后门买彩电呢。
细川说：“是的，80 年代初期，雅马哈与本田的竞争中失败了，但是没有人说这是应该或不应该，因为这是企业竞争中不可避免的。” 二十年前，没有哪个经济学家预测过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谁也没有想到中国的摩托车行业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 也许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摩托车业是最有代表性的。
细川我们谈得很愉快，会客室的写字板上，他不时站起来给我画着图表，这是日本人最擅于的表达方式。恍然间，我似乎又回到雅马哈，是担当们在讲课。
与细川谈话前后，我一直在想雅马哈的前景问题，尽管这是一个传统的机械行业，利润率不高，在电子、通讯等新兴产业的光环下，显得很脆弱又沉重，但是它又是一个生命力很强的行业。
世界上没有夕阳产业与朝阳产业之分，只有夕阳技术和管理，只要它能够在新的领域不断创新，就一定能够有新的天地。 作为百年老店的日本乐器会社能在40年前诞生雅马哈，今天的雅马哈也一定能够寻找新的发展领域。
如果对雅马哈的历史划分段落的话，应是从创业开始到1983年为一个阶段，那时的雅马哈是高速发展的最好时期。1983年至1990 年代初期是调整时期，与本田争霸失败，使它陷入困境，之后又逢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更是雪上加霜，应该说，开放的中国市场和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使雅马哈有了沉船侧畔的机会，在海外投资的曲折道路中有了新的发展。
雅马哈与建设集团在最初的合作中，依靠其先进的V80技术，在中国市场一路领先，并创下中国摩托车历史上单一车型年产40 万辆，畅销20年的奇迹，而被誉为中国摩界的“常春树”。
日本摩托车行业的四大家族通过高档路线的海外战略，向海外的工厂输送零配件，使他们赚足了钱
日本摩托车虽然只是四个生产厂家，但他们拥有全球39%的市场份额，凭借精湛的技术和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日本是名副其实的摩托车强国。 10年前，建设--雅马哈成立，其销售量不过35万辆，累积销售收入只有45亿元。这样的规模只相当于重庆一家型摩托车企业一年的产量。而这十年，正是几大民营摩企异军突起的时期。在重庆、浙江、江苏、广东等许多地方，民营摩企都成长为中国摩托车市场的半壁江山。在中国及东南亚出口市场把雅马哈逼得节节后退。建设--雅马哈在中国这蹒跚的十年被雅马哈社长称为“摩合期”。
在日本期间，坂本和其他人都问起我中国市场对雅马哈的认识。雅马哈的优势自不待言，但给人影响是质优价高的经营路线，如果不低下他高傲的头去顺应中国的市场实际的话，将回被很快发展起来的“中国造”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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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摩企的迅速发展，高成本成为日本企业在中国竞争的最大难题。于是，他们把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移到中国，利用这个的低成本零部件配套体系，解决困扰他们的价格难题。
中国加入世贸后，真正执行中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的承诺，打击仿冒产品。我国摩托车产品开发的“软肋”将暴露无遗，而这正是本田、雅马哈等世界知名企业的优势。对于中国摩托车行业来讲，最大的威胁就是日本企业的品牌影响。但是中国毕竟起步了，这个威胁也不是今天刚有的。
4月9日，雅马哈发表了自2002年4月开始的新中期经营计划--“NEXT50”。决定为了把主业的生产成本降低3成，将在中国设立零件开发供给中心。将在7 月在中国成立资本金为4亿8千万日元的新公司，新公司将开发零件向日本等世界各地生产厂供给。还决定强化在相对欧美而言市场占有率较低的亚洲地区的销售其目标是把目前8%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在2010年提高到20%， 还预定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以提高它的销售率。
回想近十年中国摩托车企业走过的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越来越开放的市场环境下，我们的民族工业一定能够早日走向世界。
乘车奔驰在北京的桥上，看着前后滚滚车流中那些日本造、美国造和德国造的各款名车趾高气扬地穿梭，我又想起了刚才和细川对中国摩托车的展望。 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中国造的汽车奔驰在这闪闪发亮的名车队伍中，就象今天的中国摩托车发展一样，让世界生产强国感到惊慌不安。 这一天，快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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