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本书的一些思考
西方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辩论战折射出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的困境。谈到西方的社会科学处境,归根结底落脚点还是为了回到中国。华勒斯坦在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处在弱势地位的人们面临着双重困境”,这或许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目前的现状。中国在晚清被列强用炮火打开了国门时起就注定不可能走一条纯粹的发展之路。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1910年发展为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的大学,这样的学科划分明显是接受西方知识经验的结果。直至今日,世界大学的膨胀、价值的危机、不同学科对资源的抢占??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也能够深刻体会。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一层困境。而第二重困境则是中国如何运用西方的科学经验去表达对中国人的生存感受?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在学科建制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在学科自主性上我们一直保持缄默。如何发现自我的价值?如何使我们中国人找到价值?我觉得是中国社会科学应该努力的方向。
作为一名学生,我们就身处在这种巨大的困境之中。十九世纪,历史学家、古典学家和民族文学者是推动大学复兴的主要动力,他们同时也把自然科学带入了大学校园。大学成为创造知识的主要场所。二战后,大学系统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惊人的发展,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比以往庞大很多,教育机构的职能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大学不再是培养地位崇高的精英群体,而是为社会输送各式各样带有专门技能
的知识分子。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改变了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学生只有通过激烈的竞争才能够挤入狭窄的大学之门,而毕业对于学生来说即意味着投入社会,寻找工作。学生过早的承受工业化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问题,大学生对高等教育的不满日益严重。社会学科的交叉给大学生未来的就业前景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信仰的崩溃、知识的瞬息万变也让学生无所适从。学生不可能会是因为“温饱”无法解决而牢骚满腹,也不会是像中国红卫兵一样受巨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而掀起运动。那导致学生情绪激动的动因是什么?我想可能是一种对社会整体的信仰的缺失。尼采说:“上帝死了”,于是社会就陷入了“诸神之争”。在我看来,社会科学在和平年代,特别是现阶段,要着重解决的应该是个体的生存意义。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我个人认为,开放社会科学的口号并没有强调一定要从学术制度上“跨学科”、“多学科”,而更多期盼的是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自主性。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如何体现自主性?邓正来先生认为“真正的社会科学,要根据它的科学研究是否能够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来加以判定”。知识分子的自主性无法自发形成,也并不是知识分子加强学术修养就能解决,真正的关键在于知识分子是否能够严守科学的学术立场。进一步说,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即我们有没有科学的问题意识。确立研究对象,就要求我们要在活生生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去提出问题,打破学科枷锁、重新树立社会科学的科学性。
华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破除了学科分界的观念,提倡一种从多角度看待问题的态度。社会科学家应该如何以一种科学的理论去真实地描述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期望看到的东西。中国社会科学如何摆脱西方学术的过度影响而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这更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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